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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华人中最有名的基督徒和事实上的领袖是赵明乐，他是一个广东富商，经营瓷器和丝绸生意。[55]他曾短暂担任过孙中山兴中会横滨分会的骨干，但后来与其分道扬镳。[56]1899年，赵明乐和其他华人基督徒响应清朝驻日公使馆再建一所学校的倡议，建起“中华学堂”。[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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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很快陷入经济困境，直到1903年底被另一个边缘化的群体——三江华人拯救。因为三江华人从语言上与占中华街居民主体的广东人迥异，所以这所学校的出现，扭转了长期以来讲宁波话的群体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状况。[58]中华学堂因为经营不善于1905年关门，但三江华人在1913年建起了另一所更成功的学校，名为“中华学校”。后一所学校的存在时间更久，一次招收100多名学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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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916年基督教圣公会的华人成员将志成学校从东京筑地迁至横滨。这所学校规模较小，只招收约50名男生，位于冯镜如文经活版所的旧址上，即旧聚居区53号街区。换言之，这所学校位于华人居民与横滨西方社区渊源最深的地方。因而它的课程强调基督教与英文，而不是中文，这也绝非偶然。[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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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街教育领域的竞争，反映的是学者、活动家和政治家对于社区代表权的广泛争论，但横滨的男男女女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阶级、乡土或宗教信仰所驱动。流亡社会活动家和本地华人居民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但他们的动机不同。另外，这些合作也是不对等的。流亡知识分子有能力叙述和记录有关祖国问题的斗争，这就给后世留下了横滨华侨社区发展平稳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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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899年关于杂居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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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与出版，流亡社会活动家为横滨华人带来了改革或革命纲领。然而，他们的活动也包括当地社区的社会和政治事务。比如，1898年改良派开始了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这一新传统包括大同学校学生的游行和体操，并且由梁启超通过他的《清议报》在亚太地区进行宣传。[61]很明显，这些活动试图将横滨华人与更广泛的、想象中的祖国同胞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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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政治领袖更直接的政治实践发生在1899年夏，随着日本与世界各国间外交的发展，中国国民在日本的法律地位在此时受到质疑。从1894年7月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开始，日本接二连三地就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谈判，这些是通商口岸存在的法律基础。修订后的条约于1899年7月17日正式生效，终结了已有40多年历史的外国人居留权与治外法权，同时解除了对于西方国家公民的居留限制。[62]当通商口岸以外的日本其他地区准备迎接内地杂居时代或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时，华人的地位摇摆不定。新条约并没有规定他们的地位有何变化。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华人的权利并不受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束缚，因此在法律上没有必要取消对华人居留和商业活动的限制。然而，日本有充足的外交和道义的理由改善华人的待遇，以适应新条约的内容。当在日华人向日本政府争取这些权利时，与对华态度友好的日本政治家、立宪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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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人来说，修订对外条约是19世纪末日本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即重塑民族自尊心，收回国家主权与经济自主权。[63]然而，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日中关系的强烈担忧。一方面，中国被看作未开化亚洲的代名词，日本应该抛弃它，与西方文明国家为伍。[64]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亲亚洲事业的一部分，当日本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寻求国家权力时，需要借助中国来获得合法性。[65]在有关日本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公众讨论中，在给予条约国国民内地杂居权的同时，是否应该将中国人“放在一边”，对此日本国内产生了观点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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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9年7月10日，也就是新条约实施前一周，日本政府才发布了关于中国人居留和移民的政策。当时，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春天持续到初夏。争论最初从上层开始，外务省、内务省对此的看法针锋相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外务省担心将中国人排除在外会严重损害日本的外交和商业利益。内务省则担心，中国人会蚕食日本劳工和小企业的利益，破坏日本的风俗传统，还会散播疾病。后一观点倾向于反对给任何外国人以内地杂居权，更不要说中国人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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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和横滨市的报纸，也与政府机构平等地加入了论战。由亲西方的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1901）创办的《时事新报》，就是最坚定地主张对华人居留权加以限制的日本媒体之一。该报在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中阐明了这样的立场，即与西方国家平等和与中国平等，这两个条件是相互排斥的：“我们经过多年的斗争，才取得了与西方文明国家平等的地位……因为之前他们把我们看成和中国人一样，更糟糕的是，甚至低于中国人。”社论援引美国、澳大利亚排斥中国人的理由，认为这些理由同样适用于日本：“文明的法律是为了治理文明的人而制定的，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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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谄媚、亲西方的观点，受到了亚洲团结倡导者的反对。《每日新闻》就回应说，日本不应该与美国等国家表现出的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同流合污：“你会看到，如果日本劳工像中国劳工一样集体拥入美国，他们会和中国人一样低人一等。”[68]民族主义报纸《日本》认为日本有引领东方文明的使命，同样支持此立场。[69]6月，该报发表社论，认为排斥中国人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地位：“排华法案是美国、澳大利亚发起的一项政策，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意识形态基于排挤亚洲人的立场，亚洲人即所谓的‘黄种人’，也包括我们日本人。”[70]这种中日亲善论的观点，与犬养毅、大隈重信等与横滨华人社区有关系的日本领导人的言论相呼应，这些人将亚洲主义视为民族主义承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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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还激起了对卫生、劳动竞争问题的讨论，暗示了日本民众对华人的看法。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人越来越将华人视为低等劳工，而不是商业竞争对手，他们更多地将华人与邪恶和肮脏联系在一起。这场争论固化了华人的这种形象，他们现在更多地被贬低为“支那人”，而不是更正式的“中国人”。这种定性基于以下品质，包括经济上的习惯——“支那人勤劳、节俭，愿意在卑贱的行业中谋取利益”，以及他们的性格和行为——“贪婪、卑鄙、肮脏、不洁”，而且还容易沉溺于鸦片。就这样，华人被重新定性为在经济、社会上具有威胁性的移民劳工，这取代了他们早期坚持不懈、追求利润的商人形象。[71]一位读者曾给《横滨贸易新闻》写信，说明了这种观点在普通日本人中的普遍性：“对于‘支那人’在日本内地杂居的问题，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他们制定一个规矩，能对‘支那人’与生俱来的不爱干净加以限制。其他的我都不介意。”[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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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支那人”一词的含义似乎是故意否认他们的中国国民身份，暗示华人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移民。1899年7月初，《横滨贸易新闻》刊登的一篇论战文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应该同等对待与支那［中国］的和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因为支那没有资格被当作一个完整国家……它明显是已被摧毁的国家；其国民不再是中国国民，而是‘支那人’，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种族［属］。”[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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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的广东精英们感觉到自己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正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发起了一场向日本政府请愿的运动，要求给予他们和西方人同样的权利。这些横滨的华人精英召集了函馆、神户和长崎的其他华人代表，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一份由143名商界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呼吁日本外务省给予他们内地杂居权，名单中没有英籍华人冯镜如。[74]与请愿书同时发布的公报，由梁启超当仁不让地执笔，改良派的民族主义话语、政治关系和组织能力，共同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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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请愿活动团结了横滨部分华人，甚至把他们与祖国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大同学校里多数亲康有为的干部是请愿书的署名者，梁启超的《清议报》则是活动的主要宣传机构。[75]两位站在大同学校对立面的基督徒，包括赵明乐在内，也是请愿书的签名者，这说明请愿运动消除了广东上层人士之间的某些芥蒂。尽管如此，三江、福建籍华人，以及支持孙中山的下层民众，还是没有参与其中。从目前可查到的资料来看，所有的签名者都是广东出身。就连横滨最大的华人贸易公司顺和栈的福建籍经理陈德馨，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此外，请愿活动和大同学校的成立一样，是在没有得到清政府官方支持和承认的情况下进行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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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请愿者有派系背景，但梁启超的公报还是被日本媒体和政界人士视为华人观点的代表。6月29日，梁启超会见了包括大隈、犬养在内的几位日本政府官员，并正式向外相青木周藏（1844—1914）递交了请愿书。此事件成为中日政治同盟再次确认泛亚洲主义，并且挑战西方亚洲霸权的契机。会议中，双方强调中日两国同洲、同文、同种，呼吁制定泛亚洲主义政治纲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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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还有力地介入关于华人特点的讨论，一针见血地驳斥了日本人将华人视作肮脏的“支那”劳工的印象。请愿者以有政治自觉性的中国国民的身份展示自己，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华商群体上来，反驳华人阶级构成低下的假设。梁启超指出，如果把华人排除在外，他们对日本的善意将会消失，日本也会从此失去每年8000万至1亿日元的对华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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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并没有为中国劳工阶级说话，实际上根本没有关注后者的权利和尊严。相反，请愿者认为，华人移民劳工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很少有人会为微薄的工资差价而远赴重洋。此外，在几乎承认华人劳工群体具有潜在犯罪性的同时，他们认为日本警方完全有能力处理少数华人劳工的违法行为。最后，梁启超为请愿下结论道：“如果日本认为对劳工阶级的移民施加一些限制是必要的，我国不会因此对日本有任何反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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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请愿的广东精英，最终如愿获得了在日本内地杂居的权利。1899年7月10日，日本内阁特别会议决定，8月4日之后，移民劳工将被限制在原通商口岸的外国定居点，商人和企业家则将获得与欧美人相同的居留权。[79]7月27日颁布的第352号敕令和7月28日颁布的内务省第42号告示，明确了该政策的执行细节。[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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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的媒体称，这两个机构所做的妥协是务实、无差别的，是亚洲兄弟情谊战胜盎格鲁-撒克逊式种族歧视的胜利。它们称赞日本政府的解决方案优于美国的排华政策，并且驳斥了《时事新报》等报刊认为日本最好模仿西方的论点。[81]尽管对法案的措辞有这些积极评价，但事实上，它构成了旨在阻止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移民的法律制度。此法案与同一年颁布的内务省第728号告示所宣称的那样，“预先防止中国移民劳工的问题发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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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横滨中华街的请愿精英采取的这些推动立法的行为并没有侮辱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尊严。在1899年8月4日华商会议所的开幕式上，主席卢荣彬赞扬了这一睦邻友好行为。[83]华商们成立这一组织是为了协调商业活动，在日本内地与西方企业争夺市场。虽然华商会议所的成立是出于地方社会的实际需要，但和请愿活动一样，都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建国纲领紧密相连。[84]其章程表明，会议所的运作具有适当的指导性内容：第5条规定“所有会员必须将爱国主义置于首位”，但同时“所有会员必须与体面的日本人合作，依靠友爱将两国紧密相连”。[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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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华商会议所表达了华人资助者的诉求，提倡与日本人合作；它提高了华商的政治意识，就像大同学校对他们子女的教育一样。在随后几年里，会议所及其所在的中华会馆，将这种政治意识表现出来；1905年，它们协调当地华商，发起一场抵制美货的跨国运动，以抗议华人在美国受到的不公待遇。[86]华商们提倡民族团结，但在这一阶段，他们对日本的态度还远称不上激进。1908年春，横滨的华人居民没有响应另一场抵制日货的跨国运动。即便广州、香港商人向横滨、神户派出了慷慨激昂的代表，但当地的贸易团体一直保持沉默。他们大概认为这场运动没什么必要，不值得去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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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地杂居时代的来临，横滨华人凝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有了领导人、共同利益和认同感。请愿运动是这个进程的分水岭。然而，尽管有广泛的代表性，它并没有让港口城市的所有华人参与进来。更准确地说，运动将横滨的广东精英与改良派团体及相关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称代表全体华人权利但实际上主张自己派系利益的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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