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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传统是两国共同的文明根基,这种思想也是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日本支持者犬养、大隈结成同盟的基础。[14]犬养相信,中日两国应该根据儒家文化的共同理念结成同盟,日本有能力也有责任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大隈同意此观点,但更强调日本的领导作用。[15]除了同文同种观念,中日两国精英同盟的共通点还在于民族性。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政治合法性的普遍形式,因此试图从横滨华人开始,将中国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以作为日本人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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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横滨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广泛使用出版、教育等方式,培养积极的中国国民。[16]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广东移民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康、梁广博的学识,以及他们作为光绪帝前顾问的光环让横滨华人敬畏,后者以表态支持和捐助的方式欢迎这两位来自祖国的杰出人物。但这种支持损害了孙中山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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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冯镜如和冯紫珊已经转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对康、梁来说,这一支持很有价值。冯氏兄弟分别拥有独立的印刷厂,出版了数种政论刊物,使横滨和附近的东京成为晚清两大华人政治新闻业重镇。[17]这些刊物中最早创办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刊,每两周发行一次,发行量很快就超过4000份。[18]在创刊号上,梁启超执笔的《清议报叙例》阐述了民族主义和泛亚洲主义立场,呼吁中国国民团结一致,全体黄种人统一战线,寻求亚洲自治。在表达了对捐款人的谢意后,梁启超期待报纸能够“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并“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9]这一说法与康、梁1898年1月所发表的政治声明[20]一致,后者也试图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推动清廷的改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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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其理念与改良派迥异。孙中山主张激发汉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攻击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而梁启超强调国家在培养国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后者期待将满族的光绪帝转变为立宪制下的君主,以此推动清政府的现代化;前者主张建立属于汉人的民族国家。代表这两种对立观点的横滨和东京的刊物,在近10年里展开激烈论战。[22]让犬养毅、大隈重信这样的日本支持者失望的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和康梁两派始终无法达成共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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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是另一个争论焦点。梁启超将孙派建立的学校据为己有,改头换面,并且在课程中加入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的支持者陈少白在1897年10月创办了这所学校,将其命名为中西学校,委托给横滨中华会馆管理。[24]当学校的发起人向当时还在上海的梁启超请求派老师过来时,梁启超派了一套由康有为的弟子门生组成的师资班底,包括新校长徐勤(1873—1945)。他们到任后不久,就彻底改革了教学内容,并且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康有为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学校与大同书局,即康有为在上海的出版和翻译公司同名。[25]1898年3月9日,学校正式开学,首批学生有100多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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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校的课程旨在培养一种国际主义、平等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儒家思想的底蕴,这被认为是现代中国主体性所需之理念。1898年英文报纸《神户每周纪事》(Kobe Weekly Chronicle)指出,两层楼高的砖砌校舍本身以西式建筑风格建造,“干净得足以作为荷兰人的餐桌”。最让这位记者印象深刻的是,男女平等的氛围让学校充满了现代文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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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0名学生中,女生大概有30人,每个人都穿着夏娃之女那样的服饰。(当然,我们说的是已经文明化,穿上了衣服,并且会阅读时尚杂志的夏娃。)单单用整洁来形容她们的外观是不够的,因为还不止于此。更确切的说法是既整洁又时髦。虽然她们被全部安排在前三排的位置,但待遇和男生完全一样:她们不缠足,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会受到束缚……可以预见的是,在10年或15年后,女权主义运动将会在中国兴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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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室的布置也很完善,一幅刊载于1898年《东京日日新闻》的插图显示,课堂里男女生混坐,一个留着胡子、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师正站在黑板前,他的身前摆着地球仪,身后挂着孔子像(彩图6)。现代化的设备、地球仪、男女同校、孔子像和老师身上穿的西装,这一切都是课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授课内容一样,对学生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28]康有为和这所学校儒学课程的联系,可从每间教室孔子像两旁悬挂的康氏手书对联上看出来,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还在这里被当作教科书使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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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内容,既来自康有为对儒学经典的渐进式解读,也来自日本的现代教育模式。[30]自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的教育议程在意识形态层面转向了忠孝、爱国和儒家美德的灌输。在日本学校里,《教育敕语》被悬挂于每间教室前,每天像圣物那样被供奉着。而在大同学校,学生也被强制要求向孔子像和康有为的对联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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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呼吁爱国主义,也是这所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镜如的儿子冯自由(1882—1958)是1898年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据他回忆,当时新校长徐勤常谆谆告诫学生们要救亡图存。学生们每天要背诵的句子是:“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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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大同学校是清廷在1902~1903年建立的中国首个公共教育体系的前身。尽管两者在行政上并无关联,但都借鉴了日本的教育模式,在课程目标上也惊人相似。1906年清廷的一条法令这样阐述新的全国性教育体系:“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32]清国的新式学校与大同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女子教育的态度,这也是大同学校与日本小学的区别。中国直到1907年才建立了女子学校,清朝的政策从来不包括男女同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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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学校的重要性,孙派不会让康梁的支持者为所欲为:1898年秋,他们发起了夺回学校控制权的运动,指责康有为是在逃的汉奸。作为回应,校长徐勤在学校里挂出牌子,宣称孙中山在此不受欢迎。1899年1月,为解决学校理事选举问题而召开的会议,甚至以斗殴而告终。[34]在会上,温炳臣猛烈抨击孙中山的反对者。当看到冯紫珊的时候,温炳臣大吼:“一个英国人在这里干什么?马上给我滚出去!”显然,他将冯紫珊误当成哥哥冯镜如了。[35]在随后的争吵中,一群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加入温炳臣,包括鲍棠,他引发了一场混乱,结束了当晚所有富有成效的讨论。会议结束后,学校停摆,群龙无首,没法再运行下去。[36]但犬养毅密切关注局势,提出要在两派间进行调节,并给予学校资金支持。[37]为表示感谢,中华会馆授予犬养毅名誉校长的头衔。他接受了这一荣誉,遂与他的政治盟友大隈重信一同陷入了中华街思想斗争的泥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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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的仪式和演讲可见,犬养和他的日本盟友自视为泛亚洲主义理想的拥护者。犬养和大隈出席了1899年3月18日举行的大同学校开学典礼,而且在进入校舍之前,还带头向孔子像三鞠躬。接着,犬养和大隈分别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清日同文观,希望日本成为国家建设的典范(彩图7)。在犬养的演讲中,他强调了自己对儒家的尊敬和对现代化的认同,宣称“从我担任校长开始,就要从世界文明中博采众长,应用到孔子的学说中去”。仪式在众人赞颂清帝国和日本帝国团结一致的喧嚣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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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内坐着的日本人起立欢呼“大清国皇帝陛下万岁!”……接着华人起立,欢呼“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万岁!”全体跟着欢呼。接着,日本人再度起立,欢呼“大同学校万岁!”一片掌声雷动。最后华人起立欢呼“大隈伯爵万岁!犬养先生万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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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不那么知名的日本人也参与了学校的工作。第一章提到过的日本教师河原操子,1900~1902年在此任教。[40]1898~1909年,总共有30多名日籍教师在这所学校工作过,最多时占教员总数的约27%(即3/11)。他们教授体育、军事训练、日语及音乐。[41]这些优秀的日本人参与大同学校的工作表明,他们视之为泛亚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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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学校、派系与民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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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中华街的历史中,大同学校通常被认为是横滨华侨社区的开端。[42]正如引言所述,“华侨”一词意为华人流散人口,是一种依恋祖国的标准化爱国理想,换言之,它指涉海外华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祖国。[43]实际上,这所学校对祖国政治议题的关注,以及近代中国三个最重要的政治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参与,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横滨还有两所学校都自称是大同学校的直系继承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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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纪90年代,华侨概念还只是一个未实现的理念,而不是对横滨华人居民真实思想状态的描述。与将大同学校视为19世纪末横滨华人团结运动核心的历史叙述相反,这所学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导致了相互竞争的教育机构的建立。围绕这所学校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横滨华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流亡社会活动家的方案:尽管他们确实受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个体的横滨华人往往以自己的观点看待各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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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派在横滨当地社会的成员基本都是有学识、富裕的人,比如冯镜如和中华会馆的理事们,而且几乎都是广东人。[45]因此,在他们提出的国家代表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派系潜流。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将儒家学说置于其政治活动的中心,和中华街里的工匠、厨子和劳工相比,他们与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之间的共通点更多。至于华人劳工阶层,包括鲍棠在内,则更加亲近孙中山。根据日本政府的报告,华人中的劳工阶层和失业者加入孙中山这一派,不是被他的革命精神所鼓舞,而是担心他们的声音会被中华会馆的精英成员排除在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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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边缘化的华人寻求建立自己的学校。1908年,孙中山的支持者在横滨同盟会旗下建立教育分部,并且将其发展成为横滨华侨学校。[47]这所学校是大同学校的劲敌,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即自视为中华民族之代表。虽然与革命运动有联系,但华侨学校既是由阶级背景,也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除了招收同盟会和后来国民党人的子女外,这所学校还招收了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这些华人通常被大同学校拒之门外,不时通过暴力手段表达他们的愤怒。华侨学校特地为他们减免了学费,以满足他们的要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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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同学校和华侨学校之间同时产生了意识形态和阶级间的对抗,波及双方的学生,据说两校学生经常在街头相互辱骂、殴打。[49]在一些相对友好的场合,他们会选择在棒球赛场上见高低,比如在横滨市和全国性的棒球锦标赛当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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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祥(1912—1999)是横滨第二代华人,他亲身经历了这些校际竞争。黄礼祥的父亲不是富商、银行家或出版家,只是一个船舶油漆工,他最早在香港务工,1893年18岁时搭载一艘法国船来到横滨。黄礼祥的父亲又当了一段时间的油漆工,娶了一个来自附近沿海村庄辻堂的日本妻子。两人一起开了两家中餐馆,在双语环境中将黄礼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养育成人。夫妻俩设法把所有子女都送进了华侨学校。据黄礼祥回忆,两校的学生虽然不是水火不容,但关系冷淡:“当我们在街上遇到对方时,我们不会打招呼。我们不会打架,但也不会和对方搭话。毕业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但还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华侨学校是站在孙中山那边的,里面全是穷小子,对不对?大同学校有很多富家子弟,他们骄傲得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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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基督徒也反对大同学校的管理模式。这些华人基本都是横滨联合教会的成员,该教会于19世纪80年代在中华街设立布道所。[52]许多人最初站在孙中山一边,因为他是受洗的基督徒,他们特别反感儒家——旨在统一所有华人的传统——且视之为异教。冯自由记载了这一厌恶感的起源:“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拒绝跪拜[孔子像],被[从上海来的]教员陈荫衣迫令退学,因而与华侨基督徒大生恶感。”[53]这与内村鉴三(1861—1930)等日本基督徒的经历相似,内村在1891年因为拒绝向天皇鞠躬而被第一高等学校勒令退学,此事广为人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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