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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传统是两国共同的文明根基，这种思想也是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日本支持者犬养、大隈结成同盟的基础。[14]犬养相信，中日两国应该根据儒家文化的共同理念结成同盟，日本有能力也有责任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大隈同意此观点，但更强调日本的领导作用。[15]除了同文同种观念，中日两国精英同盟的共通点还在于民族性。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政治合法性的普遍形式，因此试图从横滨华人开始，将中国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以作为日本人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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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横滨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广泛使用出版、教育等方式，培养积极的中国国民。[16]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广东移民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康、梁广博的学识，以及他们作为光绪帝前顾问的光环让横滨华人敬畏，后者以表态支持和捐助的方式欢迎这两位来自祖国的杰出人物。但这种支持损害了孙中山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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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冯镜如和冯紫珊已经转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对康、梁来说，这一支持很有价值。冯氏兄弟分别拥有独立的印刷厂，出版了数种政论刊物，使横滨和附近的东京成为晚清两大华人政治新闻业重镇。[17]这些刊物中最早创办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刊，每两周发行一次，发行量很快就超过4000份。[18]在创刊号上，梁启超执笔的《清议报叙例》阐述了民族主义和泛亚洲主义立场，呼吁中国国民团结一致，全体黄种人统一战线，寻求亚洲自治。在表达了对捐款人的谢意后，梁启超期待报纸能够“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并“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9]这一说法与康、梁1898年1月所发表的政治声明[20]一致，后者也试图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推动清廷的改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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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其理念与改良派迥异。孙中山主张激发汉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攻击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而梁启超强调国家在培养国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后者期待将满族的光绪帝转变为立宪制下的君主，以此推动清政府的现代化；前者主张建立属于汉人的民族国家。代表这两种对立观点的横滨和东京的刊物，在近10年里展开激烈论战。[22]让犬养毅、大隈重信这样的日本支持者失望的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和康梁两派始终无法达成共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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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是另一个争论焦点。梁启超将孙派建立的学校据为己有，改头换面，并且在课程中加入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的支持者陈少白在1897年10月创办了这所学校，将其命名为中西学校，委托给横滨中华会馆管理。[24]当学校的发起人向当时还在上海的梁启超请求派老师过来时，梁启超派了一套由康有为的弟子门生组成的师资班底，包括新校长徐勤（1873—1945）。他们到任后不久，就彻底改革了教学内容，并且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康有为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学校与大同书局，即康有为在上海的出版和翻译公司同名。[25]1898年3月9日，学校正式开学，首批学生有100多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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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校的课程旨在培养一种国际主义、平等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儒家思想的底蕴，这被认为是现代中国主体性所需之理念。1898年英文报纸《神户每周纪事》（Kobe Weekly Chronicle）指出，两层楼高的砖砌校舍本身以西式建筑风格建造，“干净得足以作为荷兰人的餐桌”。最让这位记者印象深刻的是，男女平等的氛围让学校充满了现代文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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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0名学生中，女生大概有30人，每个人都穿着夏娃之女那样的服饰。（当然，我们说的是已经文明化，穿上了衣服，并且会阅读时尚杂志的夏娃。）单单用整洁来形容她们的外观是不够的，因为还不止于此。更确切的说法是既整洁又时髦。虽然她们被全部安排在前三排的位置，但待遇和男生完全一样：她们不缠足，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会受到束缚……可以预见的是，在10年或15年后，女权主义运动将会在中国兴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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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室的布置也很完善，一幅刊载于1898年《东京日日新闻》的插图显示，课堂里男女生混坐，一个留着胡子、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师正站在黑板前，他的身前摆着地球仪，身后挂着孔子像（彩图6）。现代化的设备、地球仪、男女同校、孔子像和老师身上穿的西装，这一切都是课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授课内容一样，对学生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28]康有为和这所学校儒学课程的联系，可从每间教室孔子像两旁悬挂的康氏手书对联上看出来，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还在这里被当作教科书使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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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内容，既来自康有为对儒学经典的渐进式解读，也来自日本的现代教育模式。[30]自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的教育议程在意识形态层面转向了忠孝、爱国和儒家美德的灌输。在日本学校里，《教育敕语》被悬挂于每间教室前，每天像圣物那样被供奉着。而在大同学校，学生也被强制要求向孔子像和康有为的对联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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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呼吁爱国主义，也是这所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镜如的儿子冯自由（1882—1958）是1898年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据他回忆，当时新校长徐勤常谆谆告诫学生们要救亡图存。学生们每天要背诵的句子是：“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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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大同学校是清廷在1902～1903年建立的中国首个公共教育体系的前身。尽管两者在行政上并无关联，但都借鉴了日本的教育模式，在课程目标上也惊人相似。1906年清廷的一条法令这样阐述新的全国性教育体系：“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32]清国的新式学校与大同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女子教育的态度，这也是大同学校与日本小学的区别。中国直到1907年才建立了女子学校，清朝的政策从来不包括男女同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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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学校的重要性，孙派不会让康梁的支持者为所欲为：1898年秋，他们发起了夺回学校控制权的运动，指责康有为是在逃的汉奸。作为回应，校长徐勤在学校里挂出牌子，宣称孙中山在此不受欢迎。1899年1月，为解决学校理事选举问题而召开的会议，甚至以斗殴而告终。[34]在会上，温炳臣猛烈抨击孙中山的反对者。当看到冯紫珊的时候，温炳臣大吼：“一个英国人在这里干什么？马上给我滚出去！”显然，他将冯紫珊误当成哥哥冯镜如了。[35]在随后的争吵中，一群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加入温炳臣，包括鲍棠，他引发了一场混乱，结束了当晚所有富有成效的讨论。会议结束后，学校停摆，群龙无首，没法再运行下去。[36]但犬养毅密切关注局势，提出要在两派间进行调节，并给予学校资金支持。[37]为表示感谢，中华会馆授予犬养毅名誉校长的头衔。他接受了这一荣誉，遂与他的政治盟友大隈重信一同陷入了中华街思想斗争的泥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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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的仪式和演讲可见，犬养和他的日本盟友自视为泛亚洲主义理想的拥护者。犬养和大隈出席了1899年3月18日举行的大同学校开学典礼，而且在进入校舍之前，还带头向孔子像三鞠躬。接着，犬养和大隈分别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清日同文观，希望日本成为国家建设的典范（彩图7）。在犬养的演讲中，他强调了自己对儒家的尊敬和对现代化的认同，宣称“从我担任校长开始，就要从世界文明中博采众长，应用到孔子的学说中去”。仪式在众人赞颂清帝国和日本帝国团结一致的喧嚣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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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内坐着的日本人起立欢呼“大清国皇帝陛下万岁！”……接着华人起立，欢呼“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万岁！”全体跟着欢呼。接着，日本人再度起立，欢呼“大同学校万岁！”一片掌声雷动。最后华人起立欢呼“大隈伯爵万岁！犬养先生万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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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不那么知名的日本人也参与了学校的工作。第一章提到过的日本教师河原操子，1900～1902年在此任教。[40]1898～1909年，总共有30多名日籍教师在这所学校工作过，最多时占教员总数的约27%（即3/11）。他们教授体育、军事训练、日语及音乐。[41]这些优秀的日本人参与大同学校的工作表明，他们视之为泛亚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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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学校、派系与民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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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中华街的历史中，大同学校通常被认为是横滨华侨社区的开端。[42]正如引言所述，“华侨”一词意为华人流散人口，是一种依恋祖国的标准化爱国理想，换言之，它指涉海外华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祖国。[43]实际上，这所学校对祖国政治议题的关注，以及近代中国三个最重要的政治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参与，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横滨还有两所学校都自称是大同学校的直系继承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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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纪90年代，华侨概念还只是一个未实现的理念，而不是对横滨华人居民真实思想状态的描述。与将大同学校视为19世纪末横滨华人团结运动核心的历史叙述相反，这所学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导致了相互竞争的教育机构的建立。围绕这所学校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横滨华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流亡社会活动家的方案：尽管他们确实受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个体的横滨华人往往以自己的观点看待各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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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派在横滨当地社会的成员基本都是有学识、富裕的人，比如冯镜如和中华会馆的理事们，而且几乎都是广东人。[45]因此，在他们提出的国家代表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派系潜流。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将儒家学说置于其政治活动的中心，和中华街里的工匠、厨子和劳工相比，他们与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之间的共通点更多。至于华人劳工阶层，包括鲍棠在内，则更加亲近孙中山。根据日本政府的报告，华人中的劳工阶层和失业者加入孙中山这一派，不是被他的革命精神所鼓舞，而是担心他们的声音会被中华会馆的精英成员排除在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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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边缘化的华人寻求建立自己的学校。1908年，孙中山的支持者在横滨同盟会旗下建立教育分部，并且将其发展成为横滨华侨学校。[47]这所学校是大同学校的劲敌，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即自视为中华民族之代表。虽然与革命运动有联系，但华侨学校既是由阶级背景，也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除了招收同盟会和后来国民党人的子女外，这所学校还招收了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这些华人通常被大同学校拒之门外，不时通过暴力手段表达他们的愤怒。华侨学校特地为他们减免了学费，以满足他们的要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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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同学校和华侨学校之间同时产生了意识形态和阶级间的对抗，波及双方的学生，据说两校学生经常在街头相互辱骂、殴打。[49]在一些相对友好的场合，他们会选择在棒球赛场上见高低，比如在横滨市和全国性的棒球锦标赛当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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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祥（1912—1999）是横滨第二代华人，他亲身经历了这些校际竞争。黄礼祥的父亲不是富商、银行家或出版家，只是一个船舶油漆工，他最早在香港务工，1893年18岁时搭载一艘法国船来到横滨。黄礼祥的父亲又当了一段时间的油漆工，娶了一个来自附近沿海村庄辻堂的日本妻子。两人一起开了两家中餐馆，在双语环境中将黄礼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养育成人。夫妻俩设法把所有子女都送进了华侨学校。据黄礼祥回忆，两校的学生虽然不是水火不容，但关系冷淡：“当我们在街上遇到对方时，我们不会打招呼。我们不会打架，但也不会和对方搭话。毕业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但还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华侨学校是站在孙中山那边的，里面全是穷小子，对不对？大同学校有很多富家子弟，他们骄傲得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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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基督徒也反对大同学校的管理模式。这些华人基本都是横滨联合教会的成员，该教会于19世纪80年代在中华街设立布道所。[52]许多人最初站在孙中山一边，因为他是受洗的基督徒，他们特别反感儒家——旨在统一所有华人的传统——且视之为异教。冯自由记载了这一厌恶感的起源：“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拒绝跪拜［孔子像］，被［从上海来的］教员陈荫衣迫令退学，因而与华侨基督徒大生恶感。”[53]这与内村鉴三（1861—1930）等日本基督徒的经历相似，内村在1891年因为拒绝向天皇鞠躬而被第一高等学校勒令退学，此事广为人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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