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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所面临的危险不仅是被误认为朝鲜人。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和几周内，横滨、东京两地对华人移民和劳动市场竞争的担忧，转变为针对华人劳工的袭击事件。一些参与袭击朝鲜人的治安员甚至打出反华标语，声称要杀死“十几二十个秃头清清”。[92]约有800名华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劳工，在东京或横滨被日本警察、军人以及治安队打死或打伤。[93]在一起与屠杀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关的案件中，日本宪兵队逮捕并立即处决了工人活动家王希天。[94]尽管屠杀的主要目标是从社会、经济及语言上都与中华街居民不同的移民劳工，但所有华人都变成了潜在的目标。[95]9月2日，一位名叫黄文宕的医生被发现手脚被绑，溺亡于横滨港。同日一名粤菜馆员工被杀，尸体被悬挂在电线杆上，这是日本治安队私刑处死朝鲜人的典型手法。[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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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发生时及发生后的经历，加速了幸存者在种族-民族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对华人来说，这些事件加深了他们身为横滨弱势群体的感觉。同样，灾后重建的过程为华人的团结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华人开始更依赖中华民国总领事和其他外交代表。横滨的很多华人学校在重建时合并，各式团体和俱乐部之后也服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权威。个人在这个社区里的生活将因与祖国的联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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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过程自然而然地将不同的华人团体联系在了一起。横跨横滨、神户、上海和香港的联系网络，在华人撤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各个港口的华人团体协调着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地震也将梁扶初从一垒手、教练、裁判变成了特别的领袖。在地震中失去了4个亲人后，梁扶初来到神户，在那里组织了一支由40名华人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带他们回到横滨，在瓦砾中搜寻遇难者的遗体。从9月到10月，他们总共挖出了982具遗体，并且将他们全部葬在横滨华人公墓里。[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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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67岁的浙江籍华人孔云生开始领导幸存的横滨华人，考虑到震前华人人口的73%是广东人，这无疑是个重要转折点。[98]孔云生曾任三江华人的“中华学校”校长，还是横滨市唯一幸存的中华会馆理事。他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请愿，提拔领事馆馆员孙士杰为横滨的临时总领事。之后，孙士杰、孔云生分别代表中华民国总领事馆和中华会馆，帮助华人幸存者重办他们的财产证明、银行账户、国籍证明等文件。虽然银行存折和印章的遗失带来了很多经济方面的不便，但这些组织认识到，为了保护可能被误认为是朝鲜人而在日本内地受到伤害的华人劳工，他们迫切需要居民身份证件。此外，鉴于日本入国管理局的官员对华人越来越严格，如果没有以前的居住地证明，返回横滨会非常困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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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的重建，从长远来看也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康有为和大同学校前校长徐勤各自致函日本盟友，请求支援；孔云生则召集三江华人捐资，兴建新校。1925年9月，日本政府准许地震前的三所华人学校合并。[100]随后，日本外务省下属对华文化事务部门（对支文化事业事务局）提供了25000日元的补助金，为重建提供了很大帮助。[101]合并的学校被命名为“横滨中华公立学校”，并于1926年10月16日开学。考虑到中华街人口的主要构成，这所学校将广东话作为第一教学语言，尽管孔云生出力甚多，但学校每周只开一节课来教授上海话。[102]但以前的学生们的回忆录提到，之前的恶性政治斗争从此消失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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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日社区的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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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艺术家、作家纷纷对昔日充满异域风情的旧中华街的消亡表示哀叹。20世纪20年代中期，好几部怀念地震前盛世的作品出版，包括鹿目省三的专栏文章集。[104]与此同时，华人劳工和日本劳工间零星的冲突与口角也在继续发生。[105]怀旧与敌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强化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差异意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华人更明确地以中国国民的身份融入横滨，这一过程得到了许多新华人团体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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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建设统一中国的年代。新的国家权力导致横滨地区代表华人的组织激增，并且它们成为民族的代表。1928年8月，神奈川县对横滨市内的外国人团体进行调查，列出了30个华人团体，其中15个是在1919年后成立的，1919～1923年成立的有8个，1923～1927年又增加了7个。[106]这些组织加强了华人社区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并超越了省际差异。它们也标志着政府参与建设海外社团的新阶段。从那时候起，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更直接地影响中华会馆，甚至能规定会馆的规章和选举操作。[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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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华人团体参与了重建工作，并且加强了与祖国相联系的华人身份认同。新组织的名称与任务，也体现出华人与日本人交往时采用了国际关系的语言。[108]比如1919年成立的“中日协会”，旨在游说日本政府为新建立的华人学校拨款，将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横滨市长、神奈川县知事等列为名誉会员。它宣称要促进中日亲善，以及横滨的华人与日本居民共同的文化发展。[109]本着这种精神，1924年4月，该会资助了为中日地震遇难者举办的佛教法事。类似的组织还有1929年成立的“日中同志会”，旨在促进地方的商业、工业发展，帮助横滨复苏经济。[110]尽管这些组织将杂居的社区成员团结到一起，但它们名字中使用的是明确的国际性术语，进一步使得华人和日本人按国家类别区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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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各样的华人团体，在更强调国家还是地方的问题上有所差别。例如名字相近的“驻日华侨联合会”和“横滨华侨团体总会”，两个组织的领导层和目标都有很大差异。驻日华侨联合会1924年成立于东京，1925年3月成立了横滨分部。其成员与国民党，以及王希天生前领导的“侨日共济会”有重合，其首要目标是提高华人在祖国政治议题中的参与度，倡导将国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他们每周举办国语演讲会，但由于横滨华人和学校广泛使用粤语，所以进展不大。[111]横滨华侨团体总会创办于1926年，与驻日华侨联合会强调爱国主义和平等不同的是，它是横滨华人精英的代表，积极推动中日亲善。横滨华侨团体总会的会员不是个人，而是由现有团体的代表组成。其领导人中很多是第二代横滨华人，包括博雅亭的鲍博公、渣打银行的鲍明常等。[112]当时，这些出生于日本的华人在当地社区中很有影响力。[113]他们有中国国籍，自认是中国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很多人是中日混血。他们的经历和兴趣，自然与新来的中国学生活动家或劳工不同。[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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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町自治联合会”是一个例外，它同时接纳华人、日本会员，避免使用民族化表述。该会成立于1924年4月，发起人是不屈不挠的梁扶初，以及他的日本朋友饭泉金次郎。这一组织自称代表山下町，包括中华街在内，旨在维持其秩序与公共安全，帮助横滨重建，促进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类似日本大多数城市的邻里组织，但引人注目是，它接纳华人为当地的一员。1927年该组织已拥有300名成员，社会影响力不小。在梁扶初的领导下，他们成功地动员山下町全体居民参与一系列活动。比如1925年1月，华人和日本人齐聚由华人建造的“和亲剧场”，聆听梁扶初的演讲。梁扶初反对横滨市的新市政规划，认为它会影响该地区的重建。这一联合行动，最终迫使横滨市与居民达成妥协。[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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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治动员、民族成见的共同作用，华人的身份认同得到进一步巩固。20世纪20年代，各个新组织原本是杂居社区内的一个职能单位，但又具备国际关系的形式。然而，即使在社区里，华人身份认同逐渐成为一种组织原则，但横滨华人对当地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依恋。在传统上，地方性认同指的是华人的原籍地；但对第二代华人而言，横滨市在这方面似乎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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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与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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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两国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对横滨的国际化社区产生了深刻影响。最重要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中国军阀张学良在东北的军队发动进攻，瓦解了横滨的中日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合作精神。日本民众听到日军胜利的消息后反应狂热，报纸销量也随之激增。正如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时一样，这场战争热同样带来了对在日华人的敌意。日本发动侵略的借口是中国方面的挑衅，日本国内很多人信以为真。他们将冲突归咎于中国人的顽固和反日情绪，这威胁到了日本公民和日本在大陆的经济利益。[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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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例子，当中日关系跌至冰点时，东京的一名剃头匠——25岁的超正余不得不放弃他的生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镇上的很多人开始散布关于他店铺的谣言——“不要去支那人的理发店”；还有关于他日本妻子的——“一个女人，怎么能嫁给支那人呢？”孩子们向他的店铺投掷石块，老顾客都不敢来了。1931年12月3日傍晚，超正余和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从镇上消失了。日本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称，超正余已经回到了上海，但其实他是躲到妻子在乡下的娘家去了。[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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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中华街之外的华人而言，类似的民族冲突经常发生；很多人试图搬到中华街这块民族“飞地”，以寻求庇护。徐秀兰一直居住在静冈县三岛市，她的父亲在那经营一家中餐馆。随着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顾客都绕着他们的餐馆走，最后徐家决定回到横滨中华街，那里也是徐秀兰的出生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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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街也不可能完全不受战争的影响。就像1894年一样，中华街社区对中日两国军事冲突的爆发惶惶不安。[119]1931年9月以来，持续恶化的经济，加上对于自身安全问题的担忧，使很多人选择离开。[120]但与1894年情况不同的是，当年责任落在了非官方组织诸如中华会馆的肩上，而这次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公开鼓励华人回到祖国，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还提供免费船票。[121]据日方估计，大部分横滨华人响应了这一建议。当横滨的华人总数从4300降到1500左右时，媒体报道中华街里“灯光暗淡”。[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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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人包括凌荫堂（1925年生），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藤制家具公司。凌荫堂回忆自己是在1931年随家人回到香港的，在那里待了将近六个月，直到东北和上海的战事平息。[123]还有一些华人不得不与子女和日本妻子分居，比如华人厨子刘为桂，此后其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直到他回到日本。[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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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凌荫堂、刘为桂一样，大部分华人都在1932年春爆发的主要战役结束后回到了横滨。但在这个时候，棒球英雄、地方领袖梁扶初却永远地离开了横滨。他重建了中华体育会棒球队，该队于1930年再度赢得横滨市锦标赛冠军，但日本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却激起了他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125]离开横滨后，他在香港、台湾和大陆推广棒球运动，作为一名职业棒球教练而广受尊敬。据他儿子梁友文说，梁扶初是“一个爱国华侨”，他两度带领球队赢得横滨市冠军，“为民族争了光，也让其他华侨感到自豪、受到鼓舞”。[126]按这种说法，梁扶初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民族主义觉醒的典范故事，但这样的解读掩盖了他在横滨市的其他角色，这些角色戏剧化地展现了国家和地方认同的复杂性，以及华人和日本人有可能团结起来的事实。梁扶初在横滨的职业生涯，恰逢并反映了一段合作氛围中的民族认同时代，但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迹象却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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