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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跨国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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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文化的另一支柱是新引进的棒球运动，最早是旅日美国人在外国人居留区里开始打棒球。到19世纪80年代，美式棒球运动已在横滨体育俱乐部里取代了英式板球。同时，最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教育家霍雷斯·威尔森（Horace Wilson）、F.W.斯特兰奇（F.W.Strange）、G.H.马杰特（G.H.Mudgett）以及勒罗伊·简斯（Leroy Janes）在日本各地的学校推广棒球运动。[46]尤其是日本的第一高等学校，在1896年的一场国际比赛中，他们的球队大胜横滨体育俱乐部的球队，为棒球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47]到20世纪初，正如唐纳德·罗登（Donald Roden）所说，没有一项户外青少年运动“能像棒球一样，使球员、观众和越来越多大众媒体的读者一起陷入疯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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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等学校的大胜极大地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因为棒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而且是一种通商口岸时代引入的美式舶来品，当日本球队证明他们可以击败美国人时，这尤其激起了日本工人阶级的热情。此外，当棒球在日本流行起来时，推广者盛赞这项运动培养了所谓的日本美德，如和魂、荣誉感、勇敢等。这些观念与19世纪末美国人、英国人的看法非常接近，这些国家也曾将体育的卓越表现与民族的伟大、文明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撇开这些特殊观点不谈，竞技体育作为不同社会的接触点，至少说明双方可以在同样的规则下平等地进行比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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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华人也开始学习打棒球，并且通过学校附属球队或社区球队参加了市内、县内和日本全国性的比赛。[50]此外，他们打球也为增强民族自豪感，并且他们的参赛同样被认为具有国际意义。1905年前后，华人球队在横滨声名鹊起，当时广东青年梁扶初（1891—1968）创建了他的第一支棒球队。[51]几年后，这支棒球队被称为“中华体育会”，并且赞助其他各种体育活动。[52]在棒球场上，中华体育会棒球队两度为横滨华人社区争光，分别于1922年、1930年拿下横滨市锦标赛锦旗。梁扶初后来被称为“中国棒球之父”，他对这项运动的执着也要归功于他在横滨的成长经历。[53]10岁那年，从广东香山来到这座城市后，梁扶初就被这座城市对棒球的热情所感染，同时也被华人球队长久以来的糟糕战绩所刺激。1906年，一位来自夏威夷的美籍华人球员罗安的来访使梁扶初的棒球队从此时来运转。梁扶初说服罗安留在横滨，一边当棒球教练，一边在华侨学校教英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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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第一届神奈川县棒球锦标赛中，梁扶初率领的中华体育会棒球队一鸣惊人。这支球队的国家认同非常鲜明：他们穿着印有“Chinese”（中国人）字样的队服上场，并且但凡遇到关键比赛，中国总领事会前来加油助威。但国家认同并不妨碍他们参加比赛。据当地报纸报道，在1918年5月11日中华体育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棒球队的一场“国际”比赛中，数千名观众到场观战。当中华体育会盗下10垒并反超时，观众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最终，他们以6∶5的大比分获胜。[55]接下来，在1918年6月与商友队的比赛中，中华体育会给《横滨贸易新报》的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位记者报道：“今天，当很多球队缺乏斗志的时候，我发现最能体现精神（粋）的是中国人，这是很讽刺的。”这里提到的“粋”，显然是日本人在棒球场上特有的美德。虽然最终他们输掉了比赛，但记者还是为中国人的“体育精神”喝彩。[56]梁扶初本人也是体育精神的模范。在1922年的第五届神奈川县锦标赛中，他名列十位裁判员之一，这说明他对体育事业的热忱，以及在横滨社区所受到的尊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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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校的球队也参与了当地的锦标赛，大同学校和华侨学校各自组建了实力强劲的队伍。在1920年的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中，华侨学校校队晋级横滨市高中组（高等科）的决赛。最终，他们以2∶10的比分输给了本町高等学校。由梁扶初执教的大同学校校队，则在小学组（尋常科）的比赛中取得了更优异的成绩。具有戏剧性甚至讽刺性的是，他们击败了当地的所有对手，获得了代表横滨市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为中国和横滨而战的他们，却在大阪举办的全国锦标赛首场比赛中失利，迅速出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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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1922年11月，梁扶初率领中华体育会棒球队最终赢得了横滨市冠军（彩图11）。[59]自此，他们确立了自己在横滨市的霸主地位。1923年，他们打入神奈川县锦标赛的半决赛，但最后又输给了老对手商友队。[60]这场初夏之战，成了梁扶初和他五兄弟的谢幕演出。两个月后，巨大的地震袭击了这座城市，他们周围的世界天塌地陷。很难说这些国际比赛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但它们已永远烙印在当地人的记忆中。华人参与这些体育赛事，体现了横滨社区的民族包容性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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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侨民融合：关东大地震与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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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地方社区杂居的人们经历了中日关系恶化的时期。20世纪10～20年代，中日两国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导致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曾由孙中山、梁启超、大隈重信和犬养毅领导的中日合作建邦计划，在大隈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后土崩瓦解。[61]中国学生谴责“二十一条”，反对1917年日本内阁向北洋政府增加贷款的决定，最终发展为1919年5月4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日本的中国交换生效仿国内的运动，多次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从中国向日本输出的移民劳工不断增加，这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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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移民劳工问题就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忧虑，其数量在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初持续增加。1899年夏出台的遣返中国劳工法案并没有限制中国的旅行商来日本，因后者被归类为商人。[62]然而，他们中很多人入境后转而从事建筑、制造及其他受限制行业。另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繁荣，劳动力紧缺，日本的劳工中介被允许雇佣移民劳工。其结果就是在日华人的总数从1910年的8529人猛增至1920年的22427人，其中大部分新劳工来自浙江省与山东省。[6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萎缩，劳资纠纷激增。在这个问题上，华人劳工往往被当作经济不振的替罪羊，引发强烈的反华情绪。从1915年到1923年，华人劳工和日本劳工在东京及横滨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64]社会和经济压力迫使日本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如提高入境日本的门槛，并且将已经抵日的华人劳工驱逐出境。[65]为了应对上述不公待遇，1922年9月，以东京为中心的华人活动家创建了“侨日共济会”。该组织由年轻的活动家王希天（1896—1923）创立，旨在帮助华人劳工应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和日本社会的敌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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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华人没有参加侨日共济会，因为总体来说新移民劳工很少在中华街定居。尽管在日华人总数显著增加，但横滨市华人的数量大体维持在4000人左右。而且对住在横滨中华街里的这些富裕、日本化、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华人而言，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劳工并不是他们当下需要关心的对象。同样，横滨华人也没有针对中日外交危机采取行动。[67]比如1918年5月12日《横滨贸易新报》报道，有180名中国人在横滨上船回国，以抗议日本内阁的对华政策。该报就在同一版面上刊登了梁扶初的中华体育会棒球队打败了基督教青年会棒球队的消息。[68]尽管政治上持激进立场的中国学生此时极为愤怒，但长居横滨市的华人继续过着他们的生活，至少在那个时候是这样。但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爆发，以及1931～1932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以及他们与祖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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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老横滨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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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差2分钟到正午的时候，以相模湾为中心爆发里氏7.9级地震，将横滨和东京变成一片废墟。巨大的震荡几乎将横滨市中心夷为平地，大部分地区被迅速蔓延的大火烧毁。灾难发生后，横滨中华街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震后对华人居民的敌意大爆发，前些年酝酿的不安和对立情绪达到了高潮。这种体验让横滨华人明白，他们在当地并不是与其他人平等的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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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8年就在横滨定居的美国商人奥蒂斯·曼彻斯特·普尔（Otis Manchester Poole），写下了关于这场悲剧最生动的英文记录。地震发生时，他正在自己的多德韦尔公司（Dodwell & Co.，Ltd.）的办公室里，眼睁睁地看着横滨的西式建筑几乎全部倒塌，中华街被彻底摧毁。[69]从普尔所见的情况来看，该地区的建筑所剩无几，幸存者希望渺茫：“那里只剩下一片由砖块、瓦片和木材构成的平坦的废墟，这就是曾经人口稠密的中华街。它似乎已经全部倒塌：除了开裂的墙壁和被掩埋的道路，什么都看不到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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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领事馆后来的调查显示，在这场灾难中，5721人里有1700人遇难，接近横滨市华人总数的30%。[7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横滨市总人口的4.8%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这说明中华街的死伤更为惨重。地震爆发时，狭窄的街道瞬间被瓦砾掩埋，没有任何火灾逃生通道，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京的贫民区里。[72]中国总领事馆的楼房倒塌时有4人遇难，包括张总领事本人。混乱、人口稠密的血街被彻底夷平，136番地[73]共挖出32具华人遗体，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番地之一。[74]两所华人学校也伤亡惨重：大同学校至少死了23人，中华学校有超过18人遇难。[75]一年前，梁扶初率队拿下横滨市锦标赛冠军，全中华街为之欢腾，但他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四位亲人：他的兄弟梁澄根、梁澄榕、梁澄林，三人都是中华体育会棒球队的主力队员，还有他的儿子梁友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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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西方公司的雇员一样，普尔在横滨市中心工作，但和家人住在远处的山手外国人居留地。在一片废墟和倒塌的木质建筑中，无数做午餐的炉子引发大火，普尔从中逃离，与家人团聚，在朋友的游艇上躲了一夜。第二天，他们上了“澳大利亚女皇号”（Empress of Australia）蒸汽船，与美国和欧洲的难民会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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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富裕华人有类似的逃难经历。中华会馆的创办人、前买办鲍焜之子鲍明常，从他的雇主渣打银行的废墟中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随后，他沿着普尔走过的路线回到他在山手外国人居留地的家中，却发现他的父亲和其他13名家庭成员及仆人一起死于火灾。鲍明常最终在法国蒸汽船“安德烈·勒庞号”（André Lebon）上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与妻儿团聚。[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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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和鲍明常的例子不能代表大部分横滨人或者普通华人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船，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食物和水。普尔第二天上岸时，目睹了大部分幸存者的遭遇。在大酒店附近的水边，他不得不从“无数等待着的难民，大部分是满脸痛苦的华人”中挤出一条路。[79]从这方面来看，华人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西方人和日本人的船都只搭载自己国家的人，但由于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遇难，总领事馆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80]在一个案例中，日本邮轮“亚细亚号”9月2日搭载了400名华人并为其提供了物资，但要求他们第二天就上岸。当华人拒绝被送回岸上时，华商会议所的温德林为全体华人难民支付了前往神户的旅费，阻止了一场暴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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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金珠是蜷缩在岸上的华人之一，她那时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的父亲是广东商人，母亲是日本人。地震发生时，她正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待在家里。忽然她听到母亲用日语大喊“地震了！”，几秒后她和自己的家人躲到桌子下面，周边的房子全部倒塌。邻居过来找他们，并且替他们挖出了一条通往后门的逃生通道。廖家人汇入惊恐的华人和日本难民群里，从倒塌的楼房屋顶上冲过，向着海边的安全地带逃去。一路上，她听到脚下瓦砾中掩埋的马匹发出微弱的嘶嘶声，当他们走到水边时，她才意识到中华街的邻居中几乎没有人幸存下来。[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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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的经历才是逃出中华街的华人的典型案例，随后五天，他们几乎滴水未进。廖金珠不记得她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任何的食物或水。他们只从一处半倒塌的商店里“买”了一些白米，她的母亲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现金，以证明他们不是强盗。9月5日那天，廖金珠还从一个慷慨的上海人那里得到了一个饭团。她和家人们挤在一处临时搭建的掩体下，直到9月6日才登上了前往神户的轮船。[83]根据警方的记录，横滨市于当天开始分发水和粮食，对外国居民也一视同仁。但一些华人的回忆录否认了这一说法，他们说横滨市把华人幸存者拒之门外。[84]此外，还有谣言说，大同学校的一个学生因为领取口粮而被枪杀。日本政府极力压制此类消息的流传，却反而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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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漠不关心更糟糕的是，华人幸存者还受到了来自日本社会的直接威胁。地震发生的数小时后，四处都有谣言说，来自朝鲜[86]的朝鲜族裔强盗、越狱犯四处抢劫，并且往井水里投毒。[87]这种情况导致治安员、警察和军队开始对平民进行屠杀，共有6000名朝鲜人遇害，当时这一族裔在关东地区的总人数只有2万。[88]对于滨水区的华人难民而言，这类谣言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惧，担心自己也会被误当成所谓的“不逞鲜人”[89]而被私刑处死。一本回忆录记载，华人被告知统一戴上袖标，以免被误认为是朝鲜人。[90]对任何说日语带口音的人来说，这都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在神奈川县的农村地区，有三个华人建筑工被当成朝鲜人而遭到误杀，并且中华民国政府也在东京地区的调查发现了类似的案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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