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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事警察在记录中称，事态的发展是华侨社区摆脱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束缚，向“中日亲善”方向倾斜的表现。[33]随后，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成立了一个新的保护伞性质的组织，名为“旅日华侨联合会”。1938年4月，北平的傀儡政权也在东京设立了华侨事务办公室。[34]而到1939年12月，日本内务省开始筹备成立新的保护伞性质的组织，名为“全日华侨总会”。这个组织将作为汪伪国民政府的联络机构，在日本的兴亚院，即一个设于1938年、主要处理中国沦陷区事务的高级组织的指导下工作。[35]根据其章程，“全日华侨总会”旨在协调华侨团体，“统一大日本帝国各地的华侨团体，促进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增进华侨的整体福利”。[36]兴亚院为“全日华侨总会”提供资金，1943年1月的花名册说明日本对这一组织的监视程度：三个职位由日本警察出任，包括参事、主事和书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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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式，日本的外事警察引导现有的中华街团体向亲日立场转变，甚至构建出一套新的全国性华侨组织网络。这与日本国家的战略构想是一致的，即承认并利用华人民族主义情感的力量。只有华人表示支持，才能增强这场冲突作为泛亚洲“解放战争”的合法性。卜正民用“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sm）一词来描述在日华人的这种行为，它指的是“支持性地参与占领者的任务和意识形态”，这一含义与“通敌”有区别，后者意为“在占领国力量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继续行使权力”。横滨华人并没有生活在占领区内，社区领袖的日常行为也很少为占领提供直接帮助。[38]胁迫下的“合作主义”，是日本政府将民族自决的理想与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必要性进行调和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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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华人的爱国主义和“合作主义”在“中日亲善”的口号下结合起来，并且得到了合理的解释。[40]战争期间，即使只有少数人真的相信这套说辞，但花言巧语还是有实际效果的。横滨华人社区成了中日关系的象征性典范，日本当局将华人社区完全保留下来，使之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他们仍然是华人，不会被驱逐出境，也不会像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人那样被强行纳入日本政体。[41]日本官方也不把华人关进集中营，就像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对11万名日裔美籍公民所做的那样。[42]作为回报，日本的外事警察要求华人参加阅兵式、庆祝活动，在广播上做宣传，以支持日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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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日本研究者认为，日本的华侨可以帮助构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提倡者之一是松本於菟男，他是南洋协会的理事之一，该协会是一种针对东南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研究机构。他在中文杂志《华文大阪每日》中提出，南洋华侨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是“有害无益”的，这源于他们多年来在“白种人的权威”下丧失了亚洲意识，对日本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松本相信，在日华侨对扭转这种局面有所帮助，因为他们“比其他中国人更多地看到了日本人的诚意，已将中日合作付诸实践，并且为复兴中国的重建工作做出了贡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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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快结束时，日本政府的决策者给在日华人指派了类似角色。比如1944年4月，日本大东亚省的大东亚相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利用在日华侨达到三个目的：协助宣传、运输、调查敌国领土；招募中国苦力来日本矿山和港口工作并监视他们；向“大东亚共荣圈”内部及外部的中国人进行“启蒙”。[44]目前尚不清楚大东亚省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这一计划。考虑到日本不断恶化的军事形势，以及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对中国人和华裔的暴行，这种行动是否有效是个疑问。但大东亚省的计划告诉我们，日本政府无意将华人归化为日本臣民；直至战争的尾声，他们还是认为让华侨扮演“正宗中国人”的角色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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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责任，“滨之子”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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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战时与日本政府合作对横滨华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关键是要看谁选择留下，谁选择离开。在战争前两年，神奈川县约40%的华人选择回国，其中大部分人是在1937年下半年离开的。[45]这一举动，既出于对日本侵华的政治抗议，又有经济崩溃的原因。从1937年8月中旬开始，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根据8月3日电报政策的指示，鼓励中国同胞自愿乘坐日本邮政或半岛东方邮轮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P&O）］的轮船回国。[46]在1937年秋，因为局势不明朗、船运中断，加上日本的商业限制，来自中国的金融交易和一般商品销售额减少了90%，食品和纺织的销售额减少了50%，出口减少了70%。进口额则接近零。[47]如同1894年和1931年所发生的那样，很多企业关门歇业，包括一些老字号和知名餐馆。[48]华人社区还面临着来自日本社会的敌意。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类似，日本人在中华街的贸易额和消费额都出现了明显下降。1937年7月之前，中华街顶级餐馆的每月收入为5000～8000日元；到秋天时，这个数字已经跌到每月1500～2000日元。更糟糕的是，零星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一个日本人因为向中国领事馆的窗户投掷混凝土块而遭到逮捕。[49]根据日本警方的记录，由于华人回国和日本社会的排斥，1937～1938年的中华街变成了一块“荒凉之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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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国民党人的镇压，加剧了社区居民的不安。被驱逐出境的人中，有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莫伯贤，他被迫将妻儿留在了横滨。[51]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遭受了几个月残酷的刑讯折磨。有人从警察局楼顶跳下自杀，而被驱逐出境的人中有些精神失常，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52]还有一则轶事可以说明横滨华侨在战时面临多大的危险。从1900年起居住在横滨的鲍胜昌，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日本警察逮捕。1938年初，他和家人被驱逐出境，从此失去了个人财产。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照顾，又没有获得日本的战后补偿，心灰意懒的他转而背弃国民党，并且告诫子女们千万不要参加任何政治组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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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驱逐出境者外，直接回国的人大部分是短期居民，如移民劳工、流动商贩和学生等。这些群体在日本经济基础薄弱，能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自由来去。比如1938年8月20日离开横滨前往香港的“浅间丸”上搭载了170名华人，其中100名是学生。[54]对于那些在横滨有较深的家族或商业根基的华人——确切地说，那些在民族依恋和地方依恋间徘徊的华人——而言，回到祖国的决定可能会留下某种创伤。在1931～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期间选择离开的华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不愿重蹈覆辙。许多人显然在1937年认为，他们宁可在战争中多熬一会，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也不愿失去一生的财产和积蓄。[55]战争结束前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与19～20世纪之交时由单身汉和旅居者组成的华人社区相比，这次选择留下来的人表现出了更稳定的居住模式。他们的性别比例相对平衡，家庭规模一般也更庞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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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战争是如何撕裂家庭的。叶肖麟（出生于1915年）回忆，1937年有很多华人男性离开，将子女与日本妻子留在了横滨。她目睹男人们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时，他们的妻子“站在中华会馆门前，哭声不止”。叶肖麟的母亲带着她的弟弟跟随那艘船回国，但叶肖麟和她的丈夫留在了横滨。[57]凌荫堂的父亲也在1937年去了香港，把刚到上大学年龄的凌荫堂留下。[58]战争也以其他方式拆散了家庭。正如引言所述，饭馆老板鲍博公的两个兄弟选择加入日军，一个当军医，一个当中文翻译，而后者死于大陆战场。他的最后一个兄弟在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中当军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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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刚开始时日本就爆发了反华情绪，但横滨的各个团体都鼓励华人留下来，承认他们对当地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性。山下町协会、卫生联合会和神奈川县都劝说华人留在中华街，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甚至还散发小册子，承诺即使战争升级，也会给予华人一贯的待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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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显示，横滨中华街里华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在战争期间恢复了正常，至少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是这样。柳杏莲（生于1906年）回忆，在战争期间生活拮据时，她的家人得到一个在面条厂工作的日本友人的帮助，获得了额外的援助。遗憾的是，当这位友人被送上战场后，这种慷慨行为也戛然而止了。[61]更年长的华人注意到，日本孩子和华人孩子继续在街上嬉戏，华人在战争后期也参加了防空演习，并且领到配给的口粮。[62]华人社区的地方文化在学校里延续，华人小孩继续在家里夹杂着使用广东话和日语。用广东话唱的校歌富有华人社区的地方特色：“富士山茫茫，滨港水洋洋，为我中华公学堂，山高与水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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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料理依然是横滨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持续的食物短缺导致大多数餐馆停业，但中华街里的很多中餐馆仍继续营业。1938～1941年，因为频繁地为日军士兵及家属准备告别宴会，中餐馆的生意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繁荣。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餐馆继续靠黑市交易为顾客服务，当黑市上的货源不足时，则用鲸鱼肉或马肉代替猪肉来烹制咕噜肉。[64]华人们苦苦支撑，到战争后期，中餐馆的食材每天只够营业两个半小时。战争结束时，超过54%的华人劳工都在中餐馆里工作。仅次于餐饮业的是裁缝和服装销售业，其从业者大约占劳动人口的11.1%。[65]这一转变至关重要，使中餐馆在这一地区的商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战后横滨中华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融合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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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商人发现他们的活动受到严格的法规和进出口条件的限制。尽管日本的决策者试图通过在日华侨的帮助，将贸易扩展到中国占领区和东南亚，但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横滨带来什么利益。因为横滨港主要处理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业务。[66]这也是在战争时期的横滨，很少有带着大包小包的中国新移民到来的原因。相反，神户港却迎来一批新的华商，他们利用日本帝国向中国华北地区、荷属东印度群岛扩张所创造的纺织品出口机会牟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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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选择留守横滨的华人后来被当地人接受，融入当地社会。一些在日华人领袖感叹，很多同胞与日本人结婚，忘记了怎么说国语，并且一旦形势需要，他们愿意加入日本国籍。[68]事实上，正是这种融入当地社会的动机，才促使他们留了下来。但这种动机与日本、中国各自倡导的民族共同体愿景相悖，尤其是日本的“中日亲善”论。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迫使横滨华人公开表态，支持其战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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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亲善”的公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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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本公开出版物中的记载，把横滨华人描绘成日本军事行动的自发支持者。从1938年初到战争结束，横滨当地的报纸报道了华人领袖、华人团体的各种“合作主义”行为：参加庆祝活动、广播电台节目、政治集会、游行、采访、佛教法事，以及其他华人、日本人共同参与的聚会。尽管战时物资短缺导致报纸版面缩减，但它们仍继续刊登此类文章，还经常附上照片。[69]这些文章展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华人和日本居民团结的文化活动。1939年1月25日，《横滨贸易新报》报道了一场为纪念战争中死去的中日两国士兵而举办的佛教法事。1940年5月30日，该报又报道华人会馆的理事们组织了一场中国传统音乐晚会。这类活动和做法虽在横滨有先例，但在战争背景下，却成了支持日本各项政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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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普通的社会交往，也在政治宣传中被赋予“中日亲善”的意味。比如华人儿童和日本儿童的一场交流会，经《横滨贸易新报》报道后，就具有了这样的意味。横滨的华人学校也提倡和平亲善理念，正如一位出生于大连、名叫芳贺日出男（出生于1922年）的日本人发现的那样。1942年芳贺到学校参观，拍下了学生们练习书法的照片，上面写着“中日和平”（彩图13）。[70]华人男性和日本女性间的通婚原本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1939年的《大阪华文每日》却将其誉为“中日亲善婚姻”。[71]在此之前，这类中国男性和日本女性的通婚，因女方会失去日本国籍而往往被视为误入歧途甚至背叛自己民族的行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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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大众媒体上，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横滨华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生于横滨的陈洞庭（1895—1966）。[73]陈洞庭毕业于大同学校，曾就读于日本的明治大学。成年后，他接手了家族的进出口生意，并且在1933年当选中华会馆和横滨华商会议所的理事。1937年，他被选为中华会馆理事长，在这一领导岗位上，他帮助策划了中华会馆与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决裂。[74]当领事批评横滨华侨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时，陈洞庭反驳道，国际形势和地方形势是不可类比的，他们有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75]在华人的爱国主义被“中日亲善”这一目标转化为“合作主义”时，陈洞庭走在了最前面，他还在横滨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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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陈洞庭重新定义了一种与“合作主义”协调的地方化华人身份认同。1940年9月6日，他在《横滨贸易新报》的采访中说：“我们这些住在横滨的华侨是真正的华侨，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就好像近亲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历史太长久了，这里的很多人都娶了日本人为妻。”记者将陈洞庭描述为“联结中国和日本的坚强纽带”，是“纯粹的‘滨之子’”。这是第一次用“滨之子”描述横滨华人的公开记录，意味着在一个“纯正的”地方身份认同中对民族差异的讽刺性接受。[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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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街的“老大”，陈洞庭的活动为他赢得了日本当局的进一步赞赏。1939年7月7日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他邀请教授们来中华街，就“中日亲善”的重要性发表演讲。当月晚些时候，他还率领横滨华侨队伍参加反英游行。[77]作为“全日华侨总会”的副会长，他代表横滨华人社团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会议。陈洞庭还推动了向各类日本政府机关、军方机构捐款的活动。这些款项来自各色在日华人：捐款较多的如鲍博公，捐了惊人的8万日元；捐款较少的如某个华人厨子，捐了50日元。[78]由于这些领导活动，1939年神奈川县盛赞陈洞庭是外国人和日本人的共同表率。[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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