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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洞庭为面向国际听众的宣传做出了贡献。1938年，横滨华人在东京放送局（JOAK）向全世界的华人社区进行了三次短波广播。[80]8月2日陈洞庭打头阵，以广东话致辞，介绍了华侨在日本安居乐业的情况。接下来在9月19日，中华会馆理事、大同学校毕业生鲍启康用英文向美国和东南亚华侨做了15分钟的英文广播。最后在11月24日，两名来自横滨中华学校的12岁学生汪近周（出生于1925年）和陈慧彩，用中文和日文向中国孩子们献上歌曲。[81]1940年，类似的信息被印在传单上播撒到中国。这些载有“留日华侨的和平生活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照片”的传单宣称，与美国、苏联结盟抗日是愚蠢的，并且高度评价了华侨在日本的“模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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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合作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建国体操”运动中。该活动由前内务省警保局局长松本学发起，融合了传统武道中的15种“推、击、砍”动作，1937年末发展成为一种爱国主义形式的广播体操。松本的目的是增强日本人的体质和精神，以挺过长期的文化战争。[82]但横滨警察署署长坂元清刚热衷于将横滨华人纳入其中，这或许暗示着要建立的“国”不特指日本，而是一种族群式民族原则下的国家。实际上，在日本的傀儡政府伪满洲国也曾有类似的社会实践，以宣传伪满洲国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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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15日，陈洞庭将“建国体操”引入横滨中华学校。[83]次月，陈洞庭和当时中华学校的德育主任吴伯康带领40名华人学生，公开表演“建国体操”。随后在1938年12月26日，吴伯康受中华会馆教育事务理事鲍博公之邀，参加了为表彰赞助“建国体操”的警察的庆功宴。我们可以想象，吴伯康在向囚禁过他的人打招呼并表达感谢时的那种惶恐不安；但《厚生时代》杂志上刊登的会面记录显示，吴伯康在祝酒时称这种体操是“促进中日亲善的最佳方式”。他还赞许地说，自己的小儿子、小女儿每天不惧清晨的寒冷，高高兴兴地以做操开始一天的生活。[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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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康对“建国体操”的赞美，应该从他之前的囚徒岁月和横滨华人的压抑氛围出发去理解。考虑到这些背景，我们甚至可以从他向坂元清刚和横滨警察的敬酒词中听到一些弦外之音；他宣称，“现在，我们必须通过教育两国的孩子来实现中日亲善”，而且“如果这样做，我相信在二三十年后，我们将拥有真正的中日亲善”。[85]通过将“真正的中日亲善”推迟到几十年后，吴伯康既隐晦地质疑了在中国扶持傀儡政府的合法性，也暗示在横滨和别的地方支持日本发动战争而举行的庆祝活动可能不是出于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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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相信与否，“中日亲善”的口号本质上是具有表演性质的。反复地喊口号使这些华人得以留在横滨，不受警察的干扰。在中国的傀儡政府建立之后，这些华人被归类为与日本结盟的国家的国民，不受适用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国民的严苛政策的限制。[86]日本当局由于参与了这种话语的建构，也不得不兑现相关承诺。他们像神奈川县对陈洞庭一样，公开赞扬华侨的模范行为。在1939年1月发生的一起案件中，横滨警察抓到18个聚众打麻将的华人后，竟然以“中日亲善”为由对其从宽处理。鉴于中日关系“日益融洽”，执行抓捕的警察没有将犯人驱逐出境。他们只是传唤了陈洞庭和其他华人社区的代表，与犯人们一起聆听关于“中日合作”和做“日本最好的华侨”的讲座。[87]相比之下，边远地区的华人不能总是依靠“中日团结”的说辞来获得邻居们的善待。战争期间，出生于福建的林同春（1925年生）在日本西部津山市的一所日本学校里，忍受着同学们的奚落和谩骂。他的父亲还遭到一个日本人的殴打，据说这个日本人的儿子是在中国遇害的。最不堪回首的是，在班级的竹枪演习中，老师逼林同春站在一排稻草人中间，让同学们看看“真正的支那人”长什么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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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矛盾的隐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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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亲善”的公开记录淡化了日本政府的胁迫性力量，将华人合作描述为自愿且真诚的。但更私人化的记录——口述史、警方和外交记录，以及华人领袖和日本政府代表间两次秘密会谈的记录——显示，中日关系远没有那么和谐。这些材料从三个方面挑战了“中日亲善”的表象：第一，它们向我们揭示了日本人、华人都对“合作主义”的实际执行情况表示怀疑；第二，它们显示华人的动机有经济考量，是实用主义的；第三，它们记录了华人对身份认同的表述，使他们在“合作主义”中扮演的角色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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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华人是自愿在报纸上发表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言论的。现有证据显示，这类活动通常由横滨官方提议，并且往往通过傀儡政府或“全日华侨总会”发出指示。《神奈川县新闻》曾报道，1941年3月27日横滨的中华会馆庆祝汪伪政府成立一周年。日本外事警察的记录显示，命令社区组织纪念活动的正是汪伪政府任命的横滨办事处负责人冯攸。[89]通常情况下，命令由汪伪政府的办事处发出，通过“全日华侨总会”下达至地方华侨团体，“全日华侨总会”还要在地方社区和日本政府间进行沟通。[90]另外，日本陆军省撰写的一份文件显示，兴亚院资助并控制着“全日华侨总会”。兴亚院策划了1940年3月6日举行的“全日华侨总会”的成立大会，指示总会接待汪精卫的代表，并且早早安排好了总会在3月30号那天要发给汪精卫的贺电。[91]换句话说，“全日华侨总会”为支持“中日亲善”而发起的政治活动，都是因为来自外界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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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察并不信任华人。虽然日本官方嘴上说得动听，但他们实际上把横滨华人视为潜在的威胁。神奈川的外事警察将华人隔离在中华街内，要求原本住在中华街外的华人全部搬至这一区域。[92]黄礼祥回忆，1943年警察强迫他放弃在本牧的房产和餐馆。[93]警察还限制华人外出的权利，叶肖麟回忆，她和家人去附近的华人公墓扫墓也要提前申请。[94]就连汪近周也不能免于嫌疑，他是曾在东京放送局做过宣传的学生之一。有一段时间他就读于圣约瑟夫学院（St.Joseph’s Academy），这所教会学校坐落于山手，从那能俯瞰横滨港。结果特别高等警察（特高）好几次扣留他，尖锐地问他为什么既要学习敌方的英语，又要观察到港的船只。[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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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人相比，汪近周的经历是相对平淡的。郑华贵回忆，特高曾以涉嫌向敌机发信号为由搜查他家。[96]即使说中文也不能带来安全感。梁朝华（1915—2007）回忆说，很多华人害怕他们的日本邻居，后者是一个能听懂国语和广东话，并且经常向日本警察告密的人。[97]1945年春，一个叫周让杰的钢琴调音师，因为在父亲的钢琴厂里说了几句蒋介石的好话而被捕。日本警察以涉嫌间谍罪对周让杰进行了拷问和审讯，直到战争结束。[98]阅读其他回忆文章后还可以断言，战争结束前，日本警察还以类似的理由囚禁了至少十名横滨华人。[99]因此，警方的监视、镇压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即华人社区中的很多人继续保持着反日、亲国民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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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底下，即使因领导华人走向“合作主义”而广受赞誉的华人领袖，也有可能偏离“中日亲善”的脚本。1938年11月到1939年3月，在日本外交协会的主持下，来自东京、横滨的华人代表与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会面，讨论华侨对日本战争的贡献。这些会谈的记录告诉我们华人如何理解他们与日本当局的关系，以及他们希望如何解释自己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外务省将两份文件列为绝密，将其讨论内容封锁在公众视野之外。第一次会议记录的序言警告说，要小心保管这份文件，防止发言者不加掩饰的言论意外泄露，招致误解。[100]第二次会议记录则指出，华侨代表自己提出不要把他们的直率意见传出去。[101]他们说的很多话也的确表明，华侨与日本的合作不过是逢场作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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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场会议上，好几个华人领袖承认，交换学生和普通华人没有完全接受两国“亲善团结”的呼吁。关于在日本的普通华侨，生于日本的张兆秀承认“很少有人相信冠冕堂皇的说辞，认为战争是正义的”，他们选择待在日本不过是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另外，张兆秀还预测，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在日华侨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怀疑亲日精神，陷入纯粹的机会主义陷阱。[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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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领袖表示，他们真诚地支持“中日亲善”的目标。但至少在目前，很多人对“真正的中日亲善”及其执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显示出一种矛盾态度。陈洞庭建议，学校应从小学开始灌输“中日亲善”理念，这样“当孩子们进入大学的时候……两国就会真正地走向中日亲善”。[103]这些言论与吴伯康的意见相呼应，后者在《厚生时代》里同样将“真正的中日亲善”推到了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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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77岁的温炳臣，对过去和当下日本的各项政策提出了更直率的批评。[104]温炳臣宣称，日本和中国一样，对目前的冲突负有责任，没有一方践行了东亚团结的原则。他认为，日本“自称是亚洲的领袖，但它的领导权虚弱至极……如果日本继续依赖德国、意大利的力量……那么，无论你们把中日亲善的口号重复多少遍，都没法让中国人心服口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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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华人代表则打着“真正的中日亲善”的名义，大倒苦水。在这方面，他们其实已经承认，自己的合作背后是有经济动机的，这也许是会议上的代表们要求自己的言论必须保密的原因之一。[106]东京华侨协会的委托人林金次呼吁给予华人在日经商、旅行的自由，因为这“攸关华侨生死”。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将是“走向真正的中日亲善的捷径”。[107]林金次还反映了1937年以来东京和横滨华侨在经济上遇到的巨大困难。张兆秀认为华侨是“经济上的勇士”，比日本拙劣的宣传更能有效地传达日本的声音。张兆秀说道：“让［亚洲各地的华侨］看到，他们能比在西方人的手下赚得更多。我们在经济上的成功能［向他们］展示出日本的善意。所以尽管利用我们吧。经济上的成功将打破西方的宣传，就像雪迅速消融在阳光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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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的各种“合作主义”活动中，经济层面的动机显而易见，因为他们经常提出这方面的要求。[109]1939年6月，东京和横滨的华侨组织联合向日本外务省提交请愿书。两位请愿领袖，即来自横滨的陈洞庭和来自东京的张则盛承诺，他们的社区将与日本政府合作，甚至可以派代表去中国占领区支持安抚工作。作为回报，他们要求日本放宽进出口限制，发放往来中国的通行证。这种经济实用主义反映了1944年大东亚省制定的秘密计划。然而，在战争初期，日本警察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在记录中指出，应该对华侨组织进行更严密的监视，杜绝类似的请愿活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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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出席这两次秘密会议的在日华人并不都是“中日亲善”的理想代表，他们的身份认同比较复杂。1938年的那次会议上，东京的服装商人张纪来认为，“如果从日本、中国、‘满洲国’合作的角度看，我们不希望被当作华人，而是希望被当成广义上的日本人。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没有真正的亲善”。[111]陈洞庭也对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发起了挑战，他的发言与后来在1940年报纸上刊载的采访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也许是为了讨好日本人，建立起横滨华人的忠诚印象，他不动声色地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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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像我们一样留守［日本］的人，感情和生活方式和日本兄弟们一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日本出生的。我的妻子是日本人，我的孩子也和日本孩子没什么区别，我们是不可能对日本产生恶意的。恰恰相反，我们对日本满怀感激……一想到可能不得不回中国，我们就会对能留在日本感到感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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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启康则辩称，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已经在横滨生活了31年。接下来，他用对横滨的个人认同挑战日本官方提出的各种“中日亲善”的政治和外交话语。对鲍启康而言，“真正的亲善”是地方性的，是平平常常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地与彼此交往，我们就能克服风俗习惯的差异，自然而然地调和彼此的感情，实现真正的中日亲善……这比从上边强加的中日亲善要好多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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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陈洞庭、鲍启康无意否认横滨华人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中扮演的角色。但通过诉诸横滨认同，他们削弱了自己作为华人代表的角色。作为战时泛亚洲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友好话语依赖于中国、日本两个相异民族的统一性。对于横滨华人来说，他们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认同既使他们成为日本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削弱这种宣传工具的效力。作为一个“纯正的‘滨之子’”，正如记者在1940年的那篇文章中称呼陈洞庭的那样，他们的利益与横滨社会联系在一起，也与日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喜欢与否。然而，这种地方融合不但将他们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区分开来，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侨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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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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