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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当盟军用燃烧弹对日本境内的平民进行轰炸时，横滨华人和他们的日本邻居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那些有日本亲戚的华人，主要是有跨国婚姻关系的，被允许疏散到乡下亲戚家。在横滨周边的轻井泽、箱根等地有华人亲戚的，也被允许疏散到那里。然而，尽管美国人投下的宣传单警告他们将遭到轰炸，但大多数华人选择留在市中心，听天由命。[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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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29日上午，500多架B-29轰炸机掠过横滨上空，投下了总计2570吨燃烧弹，将整座城市烧成一片焦土。[115]很多人死在了防空洞里；剩下的人逃出火海，来到港口的水边。当炸弹坠落时，餐馆老板周潮松和邻居们一起逃出火海，跳进横滨港里求生。事后，他和其他居民一样，得到了邻里互助组织的帮助，并且得到了毛毯。[116]轰炸彻底摧毁了中华街，包括周让杰的钢琴厂、众多中餐馆和中华学校。吴伯康当时就住在学校，当炸弹击中校园时受了重伤，妻子、女儿、儿子全死在了倒塌的建筑物里。吴伯康的一生是横滨华人在战争时期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的缩影：先是被日本警察镇压，接着被迫接受“合作主义”，最后以1945年5月大轰炸中的个人悲剧告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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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横滨华侨又重回中国的怀抱，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方——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的国民。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对在日中国国民行使管辖权，从起诉战后犯罪活动——如持有枪械、黑市交易——到逮捕战犯嫌疑人。[118]1946年8月，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向同盟国占领军要求逮捕鲍启康，罪名是在汪伪政府的中央银行里工作。[119]尽管鲍启康曾在战时宣称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但中国政府并不这么认为。1947年4月，同盟国占领军将鲍启康引渡回上海受审。上海高级法院认为鲍启康犯有通敌罪，但也承认他在傀儡政府中的作用是次要的，不负领导责任；1947年8月19日，法院判处他较轻的六个月刑期并减去已服刑的时间。[120]其他与傀儡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华人领袖则完全逃过了起诉，战后重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完全没有损失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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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横滨华人重新归类为同盟国国民，是10年里类似转折的又一次重演，显示出国家和人民之间不稳定、被建构的联系。然而，这种经验并没有否定中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真实性；相反，它证实这种认同是不可消除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普遍将民族性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身份认同，那么这些政策就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构建了横滨华人的民族主体性。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其侨务委员会，建起了一个民族代表网络；日本的研究者做了关于华侨的大量研究，推动了全球范围流散华人的想象。战时需求将民族性作为身份认同的首要方式。日方宣传人员希望华人成为日本战争使命的代言人，形成一种多元的、不以归化为目的的政策氛围。以各种形式参与“中日亲善”话语——体操、游行、宣传——的人，也参与了中华民族性的建构，虽然是通过支持日本战争合法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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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华人容忍日本政府干预自己的社区，是因为他们也在社会层面融入了横滨。与被贪欲或政治投机主义驱使的典型战时合作者不同的是，横滨华人并没有期望从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1937年日本社会对他们的敌对行为爆发之后，华人在这座城市中的经济基础已经崩塌，唯一能基本维持的是餐饮业。他们的社区领袖向日本政府发出经济方面的呼吁，希望在和平恢复前，改善他们的困境。此外，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占领区经常可见唯利是图的侵略者或边缘化的精英，而横滨华人领袖却与他们不同。[121]实际上他们和战前领导社区组织的是同一批人——第二代在日华人陈洞庭、鲍博公和吴伯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济拮据，节俭度日，参与地方防卫事务，在这些方面与当地其他居民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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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作主义”是一种调和横滨依恋、中国依恋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他们为了继续以横滨华人的身份生活下去的手段。然而，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没有能力彻底打破“中日亲善”的核心话语，更没有能力拒绝日本的战时意识形态。此外，作为一个横滨人活着，与他们作为模范性、代表性华人的地位不符。华人领袖使用的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话语，显示出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当盟军在战争最后阶段以轰炸摧毁横滨时，他们最终为自己的地方依恋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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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主义”对横滨华人的战后主体性产生了复杂影响，这可以被归纳为两个相反的方面。一方面，日本战时话语中对文化差异的接受和尊重，加强了华人身份认同的长期一致性。和在战时一样，战争结束后，华人欢迎以多元的方式接受他们的民族差异。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他们被日本社会排挤的表现，而是将其视为与一个压迫性国家机构保持距离的方式，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抹杀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的文化来归化他们。日本法律将归化程序弄得很烦琐，而且心理障碍也会阻止他们成为日本人。另一方面，与日本邻居的共同行动打开了地方融合的一扇门。华人在接受横滨为故乡时，并没有遇到类似的心理障碍。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顾国家的要求，表现出这种地方性，同时也为横滨华人普遍接受横滨人身份做出了贡献。至于流散民族主义是如何与这种乡土文化、地方融合同步发展起来的，则是战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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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tagaki，“Japan to Assist，Not Oppress，China，”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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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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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横滨市史Ⅱ』、九三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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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p.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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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務省「新政権と在留華僑」、二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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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238.南京还建立过另一个傀儡政权，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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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rook，Collaboration；Margherita Zanasi，“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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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百年校史』、七八～九〇頁；中華会館·横浜開港資料館『横浜華僑の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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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横浜市史Ⅱ』、第二巻、九四三～九四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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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菊池『戦争と華僑』、四七九～四八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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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cott，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pp.2，5，18，119，183.这种理论并不打算在虚假与真实、支配与自由之间进行清楚划分；正如斯科特提醒我们的那样，隐性的转录也是权力关系的社会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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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横滨，“华侨”一词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普及，比东南亚晚了将近20年。这个词的流行，主要是因为第二代华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试图把自己与父辈区分开来，后者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华侨”这个词在这之前并不陌生，尽管它只是被零星地使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它被用在孙中山的支持者1908年创办的横滨华侨学校上，此事已在第二章中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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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南満州鉄道東亜経済調査局『華僑』、長野朗『華僑』、小林『華僑の研究』、小林『支那民族の海外発展』、通商局第二課『華僑ノ現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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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貞四郎『東亜共栄圏と華僑の動き』、一～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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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林『支那民族の海外発展』、三一九～三三七頁；南満州鉄道東亜経済調査局『華僑』、二一一～二一七頁。日本方面认为，人们参与这些抵制活动是因为国民党特工人员的野蛮胁迫，其中也有共产主义者和秘密组织的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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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ukuda and Oates，With Sweat & Abacus，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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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林『華僑の研究』、一八一～一八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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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百年校史』、八四頁。1935年侨务委员会更换校名，以与其他海外社区一致，新校名为“横滨中华公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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