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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积极雇佣华人帮他们拓展海外贸易的企业，现在纷纷解雇华人员工。总体而言，此后日本企业不愿意雇佣非日本人，结果是很少有华人进入大学，因为他们清楚接受高等教育并不能改善他们的职业前景。[68]在1970～1974年日立公司就业歧视案件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有了一些改善，在该案中，一个名叫朴钟硕的韩国人控告日立公司在得知他不是日本人后取消了和他签订的劳动合同。[69]在横滨地方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朴钟硕的劳动合同得以恢复，同时法院判定日立公司在雇佣过程中存在歧视行为。[70]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贸易自由化后，日本与中国的接触增多，日本企业才开始雇佣更多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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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和其他外国人也很难从日本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为了应对这些经济障碍，华商自己创办了几家小型贷款银行和信用社。1952年12月，横滨华人创办了名为“信用组合横滨华银”的华人商业银行。[71]超过2.12亿日元的注册资本，使之成为日本最大的华人金融机构，但仍小于日本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72]总体而言，华人企业的资金投入难以与日本企业相提并论，这导致20世纪50年代横滨市的商业更新率、扩张率都较低。这种金融环境给华人在日本的传统行业，即俗称“三把刀”的理发师、裁缝、厨师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华人理发店没有资金升级业务，跟不上日本企业的脚步，而裁缝则面临香港进口服装的有力竞争。[73]资本雄厚的日本企业向华人餐饮业者发起挑战，他们建起更大的餐馆，并且挖走了华人厨师。[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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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带来了政治分裂，也带来了经济危机。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经济萧条期间，经济危机更加严重。[75]失业和贫困成为严重的问题，那些年华人团体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供经济救助。[76]正如过去的危机中那样，横滨华人转投餐饮业以求生存，事实证明这是中华街经济中最有活力的行业。在这方面，横滨中华街对餐饮业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日本其他华人社区。根据1959年4月的调查，在横滨市工作的华人中，有40.9%从事餐饮业，而在神户这一数据是17.8%，神户华人职业分布更均匀，包括出口业（17.9%）和零售业（19.5%）。[77]这项调查指出，在中华街的黑市关闭后，“如果再关闭中餐馆，那这里根本不会有什么繁荣”。[78]不过对这些餐馆来说，战后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一些日本分析家称，战后中餐馆扩张到了日本内地，并且永久地改变日本人的饮食习惯。[79]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几百万日本士兵和定居者从中国大陆回国，这些人早已习惯了中国饮食，这也是战后日本中餐馆消费额不断增长的原因。[80]另外，历史学家乔治·绍尔特（George Solt）认为，战后日本从美国进口大量面粉以缓解饥馑，导致更多日本人以中式拉面取代传统的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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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卖也是日本不断壮大的大众媒体促进中式食品消费的一个典范。这种面点最早是在20世纪初由鲍棠的博雅亭引进的，但日资企业崎阳轩从1928年开始售卖烧卖，为它在战后的流行埋下了伏笔。20世纪20年代，野并茂吉（1888—1965）社长试图寻找一种横滨名物，以吸引经过横滨火车站的乘客购买便当。然而，横滨到东京的行程很短一直是个难题。他在中华街找到了答案，从那里聘请了广东厨师吴遇孙（1888—？）来做烧卖，以此作为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卖得不温不火，直到战争结束之后。1950年，茂吉萌生了让身穿红色制服的女孩在横滨站的月台卖烧卖的想法。小说家狮子文六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名为《喧闹》（『やっさもっさ』）的故事后，所谓的“烧卖女郎”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这篇小说以战后复兴中的横滨为背景，描写了一个烧卖女郎和一个坐火车经过横滨站的棒球选手之间的爱情故事。当时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1953年涩谷导演的电影《烧卖女郎》上映，让影院的观众们也爱上了烧卖女郎。[81]不久之后，烧卖开始出现在日本各地的菜单和商店货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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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料理的日益普及，中华街的餐饮业为该区的华人和日本人提供了经济活力。1962年的一项上门调查发现，华人和日本人比邻而居：这一地区总共有95户华人家庭和108户日本家庭，以及204家华人企业和312家日本人企业。[82]华商占主导地位的是中餐馆（61∶3）、酒吧和歌舞厅（81∶22）。日本人经营的业务主要是食品（65∶8）和贸易公司（70∶16）。[83]这些模式揭示了双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蔬菜、肉类、禽类批发商提供各类食材，供中餐馆使用。[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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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的市政规划强化了这一经济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市政府官员和本地企业主达成共识，认为可将中华街发展成为连接山下公园的景点——包括海洋塔、“冰川丸”蒸汽船——与元町、伊势佐木町地区的购物娱乐区之间的重要节点，尽管是辅助性的。[85]横滨市和横滨商工会议所认为，通过拓宽街道、恢复特色景点、宣传著名餐馆等方式，可以使中华街恢复活力。[86]1955年，一群来自中华街和附近元町的华商与日本商人，在中华街入口处立起一座色彩斑斓的中式牌坊，上书“中华街”三个大字。[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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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华街”取代了原来的“南京町”，变得广为人知。改名是当地居民和企业主有意为之，这可以消除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华街污秽、危险的印象。第二年，中华街的60户中日商户联合起来，成立了前文提到的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并且中华街的改变很快就让游客耳目一新。1963～1966年，狮子文六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的文章记录了一些巨大变化。[88]1966年，他写道：“最近，我在时隔很久后去了一趟中华街。我被它现在的整洁所震惊了！……原来的南京町有一股特殊的臭味。现在那里已经变得很卫生，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建筑和漂亮的餐馆，和〔东京〕银座没什么区别。”[89]20世纪50年代，中华街——无论华人居民还是日本居民——都采用了以中餐和旅游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举措在20世纪60年代收到了具体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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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熊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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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华人和日本人的共同努力，中华街对于餐饮业的过度依赖从短板变成了典范式的发展战略，该战略依赖于横滨华人的地方与民族双重身份认同。在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以后，相关进程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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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18—1993）于当年9月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外交关系，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官方联系。这一事件重建了横滨华侨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因为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给了亲大陆的组织以合法性。此事件同时激发了日本对于中国事务的极大兴趣，报纸称这一现象为“中国热”或“熊猫热”——这要归功于中国赠送给东京上野公园的一对熊猫。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个矛盾的结果：从短期来看，关于横滨华侨机构的争论卷土重来；从长期来看，将中华街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包容性努力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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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民众来说，邦交正常化最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点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渴求上。[90]另外，“熊猫热”发生在日本经济近20年高速增长的末期。宏观经济的变化促进了日本中产阶级消费意识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有7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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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加上“熊猫热”的作用，扩大了来中华街消费的群体。日本人的回忆录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当地居民只在一些重要的庆祝活动时才去中华街就餐，如毕业会、周年纪念、节日等。演员渡哲也在横滨拍戏时，习惯性地在那里与员工聚餐；歌手由纪纱织回忆，从小到大，家人的生日和纪念日都是在中华街的餐馆里过的。[92]很多其他横滨居民都认为，在中华街的豪华餐厅吃饭太奢侈，消费不起。堀田祐介回忆，他1958年刚来横滨时，根本吃不起中华街的东西，直到后来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家教工作。即便如此，他每月也只能在那里吃一两次饭。[93]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改变了这一切。中华街的销售额从1976年的61亿日元上涨到1982年的125亿日元，远超附近的对手元町商圈。[94]游客数据显示，同时期中华街的消费吸引力从周边市县扩大到全日本。1972年，63.7%的游客来自横滨市内；到1982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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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正常化也引发了在日华人对其自身法律地位的极大忧虑，出现了一波入籍潮。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不能再承认台湾当局。因此，1972年12月28日台湾当局永久关闭了其驻日本机构。有谣言称，海外华人的财产很快会被中国政府没收。[96]一些来自台湾地区的人甚至主张成为无国籍人士，以此作为对即将被废止的台湾护照的抗议。[97]尽管在情感上不想当日本人，但那几年入籍成为日本公民的华人数量从1971年的249人猛增到1972年的1303人，后又增加到1973年的7338人。从1972年到1980年，入籍总数达20368人，占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中国籍人口的40%。相比之下，1952～1971年的近20年间，只有不到5000名中国人选择加入日本国籍。[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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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的政策变化也让入籍变得容易。[99]台湾当局原本继承了1909年清政府的法律，坚持有批准或否决国民放弃中国国籍的特权，而放弃原国籍是一些国家入籍的先决条件。申请放弃国籍时必须提供个人简历，并且说明放弃的理由。尽管台湾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之前似乎接受了各种理由的申请，但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它都不会对放弃国籍这件事掉以轻心，尤其不愿意让男性加入别国国籍，如果这样做可以使男性逃避义务兵役的话。[100]另外，台湾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执行“国籍法实施条例”中的第6条规定，宣称“放弃国籍的声明，必须在当地的两份报纸上公布”。[101]因此在1972年以前，加入日本国籍意味着当事人公开宣布与原来的华人社区彻底断绝关系，这可能吓退了很多想申请的人。[102]但在1972年以后，台湾当局不再强制执行第6条规定，很多在日华人迈出了放弃中国国籍的关键一步，而这是中国认同的法律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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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正常化再度激起了华人两派的暴力冲突。《中日联合声明》签订的当晚，一伙青年袭击了王庆仁，即1952年“学校事件”中处于斗争中心的那位前校长。接着在1974年，（亲大陆派的）横滨华侨联谊会试图占用（亲台湾派的）横滨华侨总会的名称，以解决合法性问题，但未获成功。[103]1976年，亲大陆派试图侵占横滨华侨总会的不动产，包括学校和寺庙等，两派再度发生暴力冲突。5月22日，他们攻入华侨总会大楼，要求接管该会，并且最终引发了严重斗殴。日本警察到场后逮捕了19名闯入者。7月，亲大陆派华侨和他们的日本支持者不甘示弱，提起诉讼，要求将亲台湾派从楼里赶出去。[104]这场官司不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取得相关设施的控制权了。1952年“学校事件”发生后，亲大陆派的成员就提起诉讼，逼迫王庆仁和新老师们离开中华学校。[105]当时神奈川县级法院裁定，该财产为台湾当局租借，因此归驻日代表团控制。但现在日本不再承认台湾当局，亲大陆派的人认为财产应该转归他们控制。日本法院再度驳回诉讼，亲大陆派最终在1994年2月撤诉。[106]时至今日，该地区仍有两个同名的横滨华侨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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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两派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未改变。两个华侨总会都不具备政治中立性，因此筑波大学教授山下清海在1979年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团结起中华街里的所有华人。[107]由政治界定的华侨社区同样受到海峡两岸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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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经济合作的发展使不同的社区概念合法化，能够包容政治和民族差异。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具有代表这一地方社区的特殊地位。[108]1971年该组织的成员包括71名华人企业主和43名日本企业主，但到1977年时，缴纳会费的会员增加到203个。正如前文所述，日本人、华人占据了中华街的不同行业，华人主要经营餐馆，日本人为他们提供农畜产品。实际上，新的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的首任理事长是高桥柢祐，他是一家大型肉类批发公司的日本老板。[109]20世纪70年代，这些企业主又一起修建了几道中式风格的大门，还有供游客停车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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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横滨中华街发展会还可以与更多行政单位，尤其是横滨市、神奈川县政府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改善基础设施。高桥柢祐和华人理事隋振彪在1973年宣布，横滨中华街发展会未来的目标包括沿着中华街南面的元町方向进一步开发，以及准备今后主干道只允许行人步行。[110]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愿意配合这些工作，承诺建造一个新的电车站，为中华街服务。[111]1975年，神奈川县制定了“山元石再开发计划”，准备将山下町、元町、石川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商业中心带。该计划主要通过代表这些地区企业主的四大主要购物街协会来执行，横滨中华街发展会是其中规模最大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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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惊讶的是，加贺町警察署也为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的计划提供了支持。尽管该警察署与华人社区间曾存在对抗关系，但警察署署长铃木富三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愉快地表示，同事们羡慕自己被调到中华街工作，因为他每天都能吃到中华料理。在政策方面，铃木承诺将支持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划定步行街区的计划，为游客提供更多的安全与便利。[113]虽然在这一时期，很多华人始终不信任警察，但警方与横滨中华街发展会显然保持着建设性合作关系。[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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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在社区中越来越多地发挥领导作用，这与其英文口号“We Are China Town”（我们就是中华街）相称。经济务实取向也使它在两个政治派别间找到了平衡点——与李福泉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策略如出一辙。横滨中华街发展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在1986年提出，要复兴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115]这一方案由林兼正策划，林兼正是在横滨出生的华人，后加入日本国籍。[116]他回忆道，日本警方强烈建议他放弃这一计划，因为有可能会引发暴力冲突。[117]但通过仔细规划游行队伍、禁止出现任何国旗的方式，庆祝活动最终得以和平举行。[118]两派间的这次成功和解，虽然只有一天时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月前有人——可能是亲大陆派的支持者——放火烧毁了亲台湾派的华侨总会附近的关帝庙。[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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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成就，横滨中华街的经济发展和地方融合成为日本其他华人社区的典范。仍被称为南京町的神户唐人街于1977年模仿横滨的做法，由当地的华人和日本企业主共同成立了“南京町商店街振兴组合”。该组织致力于重新改造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扩建道路，修建公共浴室。尽管该地区在历史上并非华人聚居地，只是华人和日本人共用的市场，但1987年第一次公开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该地区就开始以“美食共和国”（グルメの共和国）的身份进行宣传。正如横滨10年前所做的那样，市政府、企业界和华人团体联合起来，利用国际化留下的遗产来宣传神户的这一地区。[120]1983年，长崎市新地中华街启动了类似的开发计划。但由于长崎市的华人人口不断减少，领导层往往来自当地政府而非华人社区。1987年当地华人居民恢复了元宵节灯会，同时长崎市于1994年将其作为正式的市级节庆活动，并且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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