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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从侨民到少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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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经济和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横滨华人身份认同的含义再次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横滨华人对政治斗争的参与，证明了祖国问题对他们社区的重要性。日本在1966年对华侨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证实，绝大多数人（93%）都非常关心祖国，81%的人回答他们对海峡两岸的现状都关注。[122]虽然这项研究只抽取了那些选择参加华人团体或与祖国保持经济关系的人作为样本，因而研究结果存在偏差，但它说明对大部分华人来说，流散的从属关系是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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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华人身份认同中的流散倾向正渐渐被另一倾向取代，这一倾向最准确地来说是作为少数族裔的倾向。无论国籍如何，横滨华人普遍的文化适应意味着，他们的中华民族性并不是由与祖国人民共通的文化特征定义的，而是由与日本人相异的特征定义的。1967年，一项针对亲台湾派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61.7%的家庭在家中主要说日语，只有18.3%和14.5%的家庭说普通话或广东话。大部分华人也采用日式葬仪，以此取代了比较奢侈的中国传统仪式。另外，绝大多数的人（72.9%）表示他们在家中主要吃中餐，只有13.9%的家庭主要吃日本料理。调查还显示，只有10%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日本人作为结婚对象。[124]除了这种婚姻态度，华人在横滨的日常生活中显然没有遇到什么社会障碍：一个受访者很满意当地社会对他的待遇，因为他的家人“生活在这里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外国人，而且有很多日本朋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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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与大陆故乡的直接联系被削弱，加上政治上持续的分裂和归化，削弱了流散倾向。与之相反，通过与日本邻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与城市规划者、管理者的合作，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在这一过程中，横滨中华街在当地的历史意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乡土横滨》（『郷土横浜』）杂志和后来的《市民与文化》（『市民と文化』）杂志一样，以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对中华街的回忆为主要内容。[126]将横滨华人纳入地方史，代表着他们在地方文化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逐渐得到承认。[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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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横滨华人社区的完整性与其说来自他们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性，不如说来自他们在日本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的差异性。[128]从这个意义上说，横滨华人的民族划分方法接近于美国华人的做法，既是由边缘性、他者性，又是由民族意识定义的。现在横滨中华街与旧金山、纽约的唐人街越来越像，那里的学者注意到，华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由外来的种族歧视决定的，而不是由事实上的文化统一或经济团结决定的。[129]有趣的是，1967年关于华人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华人最重要的特征并非语言、仪式或社交距离。衣着和外貌同样无法作为区分标准。华人对中餐的偏好，才是有别于日本人的最明显标志之一。少数族裔的地位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以商品化为经济卖点，并依赖于日本人消费的。商业上的成功，将破坏这种美食选择的独特性。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地位完全是本土化的。地方社会的驱动让华人更愿意认同横滨人的身份；但这种认同并不意味着属于日本民族，因为许多人仍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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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近年来以民族为前提的日本公民身份的僵化观念，在日本各地受到了挑战，这体现在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为首的行动主义与身份认同问题的大讨论中。1970年，在日韩国人（朝鲜人）是日本第一大外国人群体，人数为614202人，而华人只有51481人。[130]朝鲜半岛也因冷战分裂为两个国家，并且在日本形成两个相互对抗的派系：亲韩国的“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成立于1946年，简称“民团”）和亲朝鲜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成立于1955年，简称“总联”）。[131]两个组织努力通过流散民族主义来维持社区凝聚力，这种民族主义不鼓励入籍，并且否认了作为一种少数族裔生活的可能性。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开始主张超越流散人口身份认同，拒绝接受祖国的政治指示，争取在日本永住，并且要求与日本大多数人一样享有更多的权利与平等。[132]这些活动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前文提到的日立雇佣歧视案。在那起案件中，朴钟硕的支持者主要是第二代、第三代韩国人或朝鲜人活动家和他们的日本盟友，他们组成了一个名为“民族差别斗争联络协议会”（民族差別と闘う連絡協議会，简称“民斗联”）的团体。20世纪70年代，该团体带头发起一场运动，要求保障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的权利，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并且利用当地公民身份的概念来保障这些权利。到70年代末，金东明提出在侨民和入籍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以韩国人（朝鲜人）身份生活的同时，又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生活”，这种强有力的表述引发了争议。[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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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第三条道路”，从内容和效果上看都与横滨华人身份认同的表述有所区别。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行动主义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引发了全国关于日本永居外国人地位的讨论，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国民的身份问题。相比之下，横滨华人特别认同他们所在城市的地方社区。他们在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环境中，找到了一个既能体现华人身份认同又能表达他们的横滨身份认同的点，这与在日韩国人（朝鲜人）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对于民斗联以地方公民权利为基础呼吁平等的做法，横滨华人会十分熟悉：它以民族差异和地方融合的模式为前提，横滨华人从19世纪以来就经历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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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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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到1972年间，华侨政治认同在横滨华人中的重要性达到了顶峰，随后又有所下降。起初，他们因与日本邻居存在区别而具有某些优势。在盟军占领期间，凭华侨身份能得到更好的待遇，也能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被动员起来支持中国。在中华街这个“自由世界”里，亲大陆派更有活力，因为他们作为永居的外国人被保护起来；但这种自主权的代价是被排斥在日本民族社区之外。但是，两派间持续的政治分裂破坏了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迫使许多人放弃中国国籍。同时，经济上的需要促使华人对融入横滨社会持开放态度，这一地区对中餐馆的推广成为一种商业策略，使华人和日本居民都从中受益。在那几十年里，中华料理有双重功能：一是作为华人和日本人共享的商业资本；二是作为界定中华民族性的重要民族标志。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的成立，体现了上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包容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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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华民族性的重构不是通过与祖国实质性的政治、文化或血缘关系进行的，而是在作为一种少数族裔与占多数的日本民族的关系中被定义的。华人不再因对祖国的政治忠诚而统一，也不再是一个有界限的社会或语言群体。血缘关系也被削弱，因为很多横滨华人是中日跨国婚姻的后代。[134]在血统主义的背景下维持中国国民身份，曾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法律上的区别，但1972年后大规模的入籍运动让这一点也发生变化。取得日本国籍并不一定会减少横滨华人身为中国人的主观认同感；很多亲台湾派的华侨总会的领袖虽已入籍，但他们既有印着中国名字的名片，又有印着日本名字的名片，视具体场合使用。[135]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华人拥有中华民族性的客观决定性因素，与日本社会的诸多背景和主观联系相比，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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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因素可以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血统主义国籍法一样，解释华人社区在横滨的持续存在。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文化的商业化使之适应并融入横滨，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料理在市场上的扩张。横滨中华街是一个例子，说明中国文化如何从国家角度被建构为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文化，同时又融入横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地方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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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横滨的地方主义也是通过中央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定的。与许多其他县府城市以其文化独特性为基础推动城市振兴时一样，横滨的独特性也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136]和民族身份认同一样，地方身份认同总是具有关联性。在这几十年间，民族意识和全球竞争推动关于日本人论的作品大量出现，国内竞争也扩大了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在横滨的例子中，基于通商口岸时代市场化的地方性国际都市主义，使其长期以来与东京及日本其他城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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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也包含了社会、文化、政治等维度。横滨华人已经成为横滨社会内部的少数族裔，尽管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这样。虽然战后日本出现了单一民族神话，但《市民与文化》杂志还是将华人纳入“市民”范畴，这表明横滨华人已被接纳为地方社会的成员。与此类似的还有“居民”这一概念，这种归属感赋予非日本人寻求地方政治权利的行为以合法性。结论部分将对这些相互重叠的身份认同的政治工具，以及这种经常被提到的“全球视野中的地方”（the local in the global）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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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菅原『中華街』、一四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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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野武『在日中国人』、二〇九頁。1946年，日本国内有14921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和15906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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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室·河村「横浜在留華僑」、三·七·一一·一六·二六頁。这一人口数据没有将战争末期被遣送回国的几千人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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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龍「棺船」、三〇～三一頁；黄成武「黄先生がつくる」、四八～四九頁；藤澤「横浜生まれ」、三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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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神『横浜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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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rris-Suzuki，Re-inventing Japan，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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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orris-Suzuki，Re-inventing Japan，p.190；Doak，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p.250。更简明地说，在战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制定的宪法中，日本人是根据不同的术语定义的。根据该宪法，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被定义为在民族国家中自然享有权利的国民，而不再是由天皇赋予权利的帝国臣民。然而，“国民”一词通常意味着通过公民参与而非根据民族归属来定义的民族。这一措辞的选择，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经常将民族与种族（race）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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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oak，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252；Doak，“What Is a Nation？，” p.300；Oguma，Genealogy of “Japanese” Self-Images，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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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fu，Hegemony of Homogeneity，pp.139-40；Lie，Multiethnic Japan，pp.150-51；Yoshino，“Rethinking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p.9，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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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Lee，“Legal Status of Koreans in Japan，” pp.138，151-52；Herzog，“Minorities，” p.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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