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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熊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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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华人和日本人的共同努力，中华街对于餐饮业的过度依赖从短板变成了典范式的发展战略，该战略依赖于横滨华人的地方与民族双重身份认同。在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以后，相关进程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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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18—1993）于当年9月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外交关系，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官方联系。这一事件重建了横滨华侨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因为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给了亲大陆的组织以合法性。此事件同时激发了日本对于中国事务的极大兴趣，报纸称这一现象为“中国热”或“熊猫热”——这要归功于中国赠送给东京上野公园的一对熊猫。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个矛盾的结果：从短期来看，关于横滨华侨机构的争论卷土重来；从长期来看，将中华街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包容性努力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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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民众来说，邦交正常化最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点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渴求上。[90]另外，“熊猫热”发生在日本经济近20年高速增长的末期。宏观经济的变化促进了日本中产阶级消费意识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有7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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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加上“熊猫热”的作用，扩大了来中华街消费的群体。日本人的回忆录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当地居民只在一些重要的庆祝活动时才去中华街就餐，如毕业会、周年纪念、节日等。演员渡哲也在横滨拍戏时，习惯性地在那里与员工聚餐；歌手由纪纱织回忆，从小到大，家人的生日和纪念日都是在中华街的餐馆里过的。[92]很多其他横滨居民都认为，在中华街的豪华餐厅吃饭太奢侈，消费不起。堀田祐介回忆，他1958年刚来横滨时，根本吃不起中华街的东西，直到后来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家教工作。即便如此，他每月也只能在那里吃一两次饭。[93]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改变了这一切。中华街的销售额从1976年的61亿日元上涨到1982年的125亿日元，远超附近的对手元町商圈。[94]游客数据显示，同时期中华街的消费吸引力从周边市县扩大到全日本。1972年，63.7%的游客来自横滨市内；到1982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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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正常化也引发了在日华人对其自身法律地位的极大忧虑，出现了一波入籍潮。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不能再承认台湾当局。因此，1972年12月28日台湾当局永久关闭了其驻日本机构。有谣言称，海外华人的财产很快会被中国政府没收。[96]一些来自台湾地区的人甚至主张成为无国籍人士，以此作为对即将被废止的台湾护照的抗议。[97]尽管在情感上不想当日本人，但那几年入籍成为日本公民的华人数量从1971年的249人猛增到1972年的1303人，后又增加到1973年的7338人。从1972年到1980年，入籍总数达20368人，占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中国籍人口的40%。相比之下，1952～1971年的近20年间，只有不到5000名中国人选择加入日本国籍。[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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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的政策变化也让入籍变得容易。[99]台湾当局原本继承了1909年清政府的法律，坚持有批准或否决国民放弃中国国籍的特权，而放弃原国籍是一些国家入籍的先决条件。申请放弃国籍时必须提供个人简历，并且说明放弃的理由。尽管台湾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之前似乎接受了各种理由的申请，但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它都不会对放弃国籍这件事掉以轻心，尤其不愿意让男性加入别国国籍，如果这样做可以使男性逃避义务兵役的话。[100]另外，台湾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执行“国籍法实施条例”中的第6条规定，宣称“放弃国籍的声明，必须在当地的两份报纸上公布”。[101]因此在1972年以前，加入日本国籍意味着当事人公开宣布与原来的华人社区彻底断绝关系，这可能吓退了很多想申请的人。[102]但在1972年以后，台湾当局不再强制执行第6条规定，很多在日华人迈出了放弃中国国籍的关键一步，而这是中国认同的法律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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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正常化再度激起了华人两派的暴力冲突。《中日联合声明》签订的当晚，一伙青年袭击了王庆仁，即1952年“学校事件”中处于斗争中心的那位前校长。接着在1974年，（亲大陆派的）横滨华侨联谊会试图占用（亲台湾派的）横滨华侨总会的名称，以解决合法性问题，但未获成功。[103]1976年，亲大陆派试图侵占横滨华侨总会的不动产，包括学校和寺庙等，两派再度发生暴力冲突。5月22日，他们攻入华侨总会大楼，要求接管该会，并且最终引发了严重斗殴。日本警察到场后逮捕了19名闯入者。7月，亲大陆派华侨和他们的日本支持者不甘示弱，提起诉讼，要求将亲台湾派从楼里赶出去。[104]这场官司不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取得相关设施的控制权了。1952年“学校事件”发生后，亲大陆派的成员就提起诉讼，逼迫王庆仁和新老师们离开中华学校。[105]当时神奈川县级法院裁定，该财产为台湾当局租借，因此归驻日代表团控制。但现在日本不再承认台湾当局，亲大陆派的人认为财产应该转归他们控制。日本法院再度驳回诉讼，亲大陆派最终在1994年2月撤诉。[106]时至今日，该地区仍有两个同名的横滨华侨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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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两派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未改变。两个华侨总会都不具备政治中立性，因此筑波大学教授山下清海在1979年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团结起中华街里的所有华人。[107]由政治界定的华侨社区同样受到海峡两岸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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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经济合作的发展使不同的社区概念合法化，能够包容政治和民族差异。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具有代表这一地方社区的特殊地位。[108]1971年该组织的成员包括71名华人企业主和43名日本企业主，但到1977年时，缴纳会费的会员增加到203个。正如前文所述，日本人、华人占据了中华街的不同行业，华人主要经营餐馆，日本人为他们提供农畜产品。实际上，新的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的首任理事长是高桥柢祐，他是一家大型肉类批发公司的日本老板。[109]20世纪70年代，这些企业主又一起修建了几道中式风格的大门，还有供游客停车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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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横滨中华街发展会还可以与更多行政单位，尤其是横滨市、神奈川县政府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改善基础设施。高桥柢祐和华人理事隋振彪在1973年宣布，横滨中华街发展会未来的目标包括沿着中华街南面的元町方向进一步开发，以及准备今后主干道只允许行人步行。[110]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愿意配合这些工作，承诺建造一个新的电车站，为中华街服务。[111]1975年，神奈川县制定了“山元石再开发计划”，准备将山下町、元町、石川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商业中心带。该计划主要通过代表这些地区企业主的四大主要购物街协会来执行，横滨中华街发展会是其中规模最大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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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惊讶的是，加贺町警察署也为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的计划提供了支持。尽管该警察署与华人社区间曾存在对抗关系，但警察署署长铃木富三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愉快地表示，同事们羡慕自己被调到中华街工作，因为他每天都能吃到中华料理。在政策方面，铃木承诺将支持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划定步行街区的计划，为游客提供更多的安全与便利。[113]虽然在这一时期，很多华人始终不信任警察，但警方与横滨中华街发展会显然保持着建设性合作关系。[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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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在社区中越来越多地发挥领导作用，这与其英文口号“We Are China Town”（我们就是中华街）相称。经济务实取向也使它在两个政治派别间找到了平衡点——与李福泉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策略如出一辙。横滨中华街发展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在1986年提出，要复兴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115]这一方案由林兼正策划，林兼正是在横滨出生的华人，后加入日本国籍。[116]他回忆道，日本警方强烈建议他放弃这一计划，因为有可能会引发暴力冲突。[117]但通过仔细规划游行队伍、禁止出现任何国旗的方式，庆祝活动最终得以和平举行。[118]两派间的这次成功和解，虽然只有一天时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月前有人——可能是亲大陆派的支持者——放火烧毁了亲台湾派的华侨总会附近的关帝庙。[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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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成就，横滨中华街的经济发展和地方融合成为日本其他华人社区的典范。仍被称为南京町的神户唐人街于1977年模仿横滨的做法，由当地的华人和日本企业主共同成立了“南京町商店街振兴组合”。该组织致力于重新改造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扩建道路，修建公共浴室。尽管该地区在历史上并非华人聚居地，只是华人和日本人共用的市场，但1987年第一次公开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该地区就开始以“美食共和国”（グルメの共和国）的身份进行宣传。正如横滨10年前所做的那样，市政府、企业界和华人团体联合起来，利用国际化留下的遗产来宣传神户的这一地区。[120]1983年，长崎市新地中华街启动了类似的开发计划。但由于长崎市的华人人口不断减少，领导层往往来自当地政府而非华人社区。1987年当地华人居民恢复了元宵节灯会，同时长崎市于1994年将其作为正式的市级节庆活动，并且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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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从侨民到少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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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经济和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横滨华人身份认同的含义再次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横滨华人对政治斗争的参与，证明了祖国问题对他们社区的重要性。日本在1966年对华侨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证实，绝大多数人（93%）都非常关心祖国，81%的人回答他们对海峡两岸的现状都关注。[122]虽然这项研究只抽取了那些选择参加华人团体或与祖国保持经济关系的人作为样本，因而研究结果存在偏差，但它说明对大部分华人来说，流散的从属关系是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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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华人身份认同中的流散倾向正渐渐被另一倾向取代，这一倾向最准确地来说是作为少数族裔的倾向。无论国籍如何，横滨华人普遍的文化适应意味着，他们的中华民族性并不是由与祖国人民共通的文化特征定义的，而是由与日本人相异的特征定义的。1967年，一项针对亲台湾派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61.7%的家庭在家中主要说日语，只有18.3%和14.5%的家庭说普通话或广东话。大部分华人也采用日式葬仪，以此取代了比较奢侈的中国传统仪式。另外，绝大多数的人（72.9%）表示他们在家中主要吃中餐，只有13.9%的家庭主要吃日本料理。调查还显示，只有10%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日本人作为结婚对象。[124]除了这种婚姻态度，华人在横滨的日常生活中显然没有遇到什么社会障碍：一个受访者很满意当地社会对他的待遇，因为他的家人“生活在这里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外国人，而且有很多日本朋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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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与大陆故乡的直接联系被削弱，加上政治上持续的分裂和归化，削弱了流散倾向。与之相反，通过与日本邻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与城市规划者、管理者的合作，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在这一过程中，横滨中华街在当地的历史意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乡土横滨》（『郷土横浜』）杂志和后来的《市民与文化》（『市民と文化』）杂志一样，以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对中华街的回忆为主要内容。[126]将横滨华人纳入地方史，代表着他们在地方文化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逐渐得到承认。[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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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横滨华人社区的完整性与其说来自他们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性，不如说来自他们在日本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的差异性。[128]从这个意义上说，横滨华人的民族划分方法接近于美国华人的做法，既是由边缘性、他者性，又是由民族意识定义的。现在横滨中华街与旧金山、纽约的唐人街越来越像，那里的学者注意到，华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由外来的种族歧视决定的，而不是由事实上的文化统一或经济团结决定的。[129]有趣的是，1967年关于华人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华人最重要的特征并非语言、仪式或社交距离。衣着和外貌同样无法作为区分标准。华人对中餐的偏好，才是有别于日本人的最明显标志之一。少数族裔的地位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以商品化为经济卖点，并依赖于日本人消费的。商业上的成功，将破坏这种美食选择的独特性。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地位完全是本土化的。地方社会的驱动让华人更愿意认同横滨人的身份；但这种认同并不意味着属于日本民族，因为许多人仍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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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近年来以民族为前提的日本公民身份的僵化观念，在日本各地受到了挑战，这体现在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为首的行动主义与身份认同问题的大讨论中。1970年，在日韩国人（朝鲜人）是日本第一大外国人群体，人数为614202人，而华人只有51481人。[130]朝鲜半岛也因冷战分裂为两个国家，并且在日本形成两个相互对抗的派系：亲韩国的“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成立于1946年，简称“民团”）和亲朝鲜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成立于1955年，简称“总联”）。[131]两个组织努力通过流散民族主义来维持社区凝聚力，这种民族主义不鼓励入籍，并且否认了作为一种少数族裔生活的可能性。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开始主张超越流散人口身份认同，拒绝接受祖国的政治指示，争取在日本永住，并且要求与日本大多数人一样享有更多的权利与平等。[132]这些活动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前文提到的日立雇佣歧视案。在那起案件中，朴钟硕的支持者主要是第二代、第三代韩国人或朝鲜人活动家和他们的日本盟友，他们组成了一个名为“民族差别斗争联络协议会”（民族差別と闘う連絡協議会，简称“民斗联”）的团体。20世纪70年代，该团体带头发起一场运动，要求保障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的权利，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并且利用当地公民身份的概念来保障这些权利。到70年代末，金东明提出在侨民和入籍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以韩国人（朝鲜人）身份生活的同时，又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生活”，这种强有力的表述引发了争议。[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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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第三条道路”，从内容和效果上看都与横滨华人身份认同的表述有所区别。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行动主义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引发了全国关于日本永居外国人地位的讨论，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国民的身份问题。相比之下，横滨华人特别认同他们所在城市的地方社区。他们在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环境中，找到了一个既能体现华人身份认同又能表达他们的横滨身份认同的点，这与在日韩国人（朝鲜人）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对于民斗联以地方公民权利为基础呼吁平等的做法，横滨华人会十分熟悉：它以民族差异和地方融合的模式为前提，横滨华人从19世纪以来就经历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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