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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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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到1972年间，华侨政治认同在横滨华人中的重要性达到了顶峰，随后又有所下降。起初，他们因与日本邻居存在区别而具有某些优势。在盟军占领期间，凭华侨身份能得到更好的待遇，也能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被动员起来支持中国。在中华街这个“自由世界”里，亲大陆派更有活力，因为他们作为永居的外国人被保护起来；但这种自主权的代价是被排斥在日本民族社区之外。但是，两派间持续的政治分裂破坏了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迫使许多人放弃中国国籍。同时，经济上的需要促使华人对融入横滨社会持开放态度，这一地区对中餐馆的推广成为一种商业策略，使华人和日本居民都从中受益。在那几十年里，中华料理有双重功能：一是作为华人和日本人共享的商业资本；二是作为界定中华民族性的重要民族标志。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的成立，体现了上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包容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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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华民族性的重构不是通过与祖国实质性的政治、文化或血缘关系进行的，而是在作为一种少数族裔与占多数的日本民族的关系中被定义的。华人不再因对祖国的政治忠诚而统一，也不再是一个有界限的社会或语言群体。血缘关系也被削弱，因为很多横滨华人是中日跨国婚姻的后代。[134]在血统主义的背景下维持中国国民身份，曾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法律上的区别，但1972年后大规模的入籍运动让这一点也发生变化。取得日本国籍并不一定会减少横滨华人身为中国人的主观认同感；很多亲台湾派的华侨总会的领袖虽已入籍，但他们既有印着中国名字的名片，又有印着日本名字的名片，视具体场合使用。[135]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华人拥有中华民族性的客观决定性因素，与日本社会的诸多背景和主观联系相比，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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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因素可以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血统主义国籍法一样，解释华人社区在横滨的持续存在。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文化的商业化使之适应并融入横滨，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料理在市场上的扩张。横滨中华街是一个例子，说明中国文化如何从国家角度被建构为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文化，同时又融入横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地方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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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横滨的地方主义也是通过中央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定的。与许多其他县府城市以其文化独特性为基础推动城市振兴时一样，横滨的独特性也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136]和民族身份认同一样，地方身份认同总是具有关联性。在这几十年间，民族意识和全球竞争推动关于日本人论的作品大量出现，国内竞争也扩大了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在横滨的例子中，基于通商口岸时代市场化的地方性国际都市主义，使其长期以来与东京及日本其他城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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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也包含了社会、文化、政治等维度。横滨华人已经成为横滨社会内部的少数族裔，尽管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这样。虽然战后日本出现了单一民族神话，但《市民与文化》杂志还是将华人纳入“市民”范畴，这表明横滨华人已被接纳为地方社会的成员。与此类似的还有“居民”这一概念，这种归属感赋予非日本人寻求地方政治权利的行为以合法性。结论部分将对这些相互重叠的身份认同的政治工具，以及这种经常被提到的“全球视野中的地方”（the local in the global）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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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菅原『中華街』、一四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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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野武『在日中国人』、二〇九頁。1946年，日本国内有14921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和15906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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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室·河村「横浜在留華僑」、三·七·一一·一六·二六頁。这一人口数据没有将战争末期被遣送回国的几千人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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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龍「棺船」、三〇～三一頁；黄成武「黄先生がつくる」、四八～四九頁；藤澤「横浜生まれ」、三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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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神『横浜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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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rris-Suzuki，Re-inventing Japan，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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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orris-Suzuki，Re-inventing Japan，p.190；Doak，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p.250。更简明地说，在战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制定的宪法中，日本人是根据不同的术语定义的。根据该宪法，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被定义为在民族国家中自然享有权利的国民，而不再是由天皇赋予权利的帝国臣民。然而，“国民”一词通常意味着通过公民参与而非根据民族归属来定义的民族。这一措辞的选择，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经常将民族与种族（race）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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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oak，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252；Doak，“What Is a Nation？，” p.300；Oguma，Genealogy of “Japanese” Self-Images，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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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fu，Hegemony of Homogeneity，pp.139-40；Lie，Multiethnic Japan，pp.150-51；Yoshino，“Rethinking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p.9，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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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Lee，“Legal Status of Koreans in Japan，” pp.138，151-52；Herzog，“Minorities，” p.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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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永野武『在日中国人』、一八四頁。因为被归类为同盟国国民在经济上有不少好处，大多数台湾人都欣然接受了这一国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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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ordon，Modern History of Japan，pp.22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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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野添宪治『花岡事件』、一四頁；永野武『在日中国人』、二〇七～二〇九頁。野添宪治证明，有38935名中国劳工（包括战俘）从1943年至战争结束期间被带到了日本，其中有7000人死于虐待和恶劣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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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永野武『在日中国人』、二〇八～二〇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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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hapman，Zainichi Korean Identity and Ethnicity，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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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华民国外交部：《我国驻日代表团法律处工作报告》，1947-1948，ref.020-010121-0004，AH，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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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菅原『日本の華僑』、六一頁；王良：《横滨华侨总会》，第101～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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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这一过程中，它被重新命名为“中华民国留日横滨华侨联合会”。虽历经了多次官方更名，其建筑上方的英文标识仍为“Chinese Association”（华侨总会）。为统一起见，笔者将这样称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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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emorandum from John B.Cooley to Imperial Japanese Government，APO 500，Feb.25，1947，box 3429，folder 27，RG 331，N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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