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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增长是否能支撑美国实力顺利进入21世纪，还是会有一个绝对的衰落？乐观者列举了美国在生产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明显减少的计算机运算能力成本提高了美国的生产力，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显著的农业创新和开放的全球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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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乐观主义的另一来源，因为页岩气革命是在美国启动的。虽然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的技术并不新鲜，这些技术自21世纪初以来在页岩上的前卫应用却主要归功于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在世纪之交，许多专家认为石油生产在世界经济中已经达到了顶峰，预测美国将因依赖能源进口而日益衰落，美国正建设码头以进口高价的液化天然气。与之相反，美国现在将原本用作能源输入终端的港口转而用作出口廉价液化天然气，北美大陆有望在21世纪20年代接近能源的自给自足。美国能源部估计，如将页岩气能源的可采资源与其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加在一起，美国还可以维持两个世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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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革命③对经济具有很大意义。有些好处显然是市场作用的结果。页岩气能源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并提供了工作岗位；减少进口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新的收入缓解了政府财政预算的压力；更便宜的能源也增强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如石化、铝材、钢铁等。对市场心理也有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增加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往往被视为衰落的证据。页岩革命不仅改变了这种依赖，而且还显示了创业精神、产权和资本市场三者紧密结合所代表的美国经济的潜在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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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和开发的总体而言，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2014年的开支是4650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1%（相比于中国的17.5%，日本的10.3%）。美国花费了2.8%的GDP用于它的研究和开发，略少于日本和韩国的3.5%。[8]2014年美国发明家在美国注册了总数约为13.3万项专利，几乎为世界总量的48%。[9]好几篇报告关注企业税率、人力资本以及海外专利增长等问题。其他人则认为，美国人在使用技术和使技术商业化方面更具创新性，因为它有创业文化、最为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大学和工业界之间关系密切的传统和开放的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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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关注包括较低的个人储蓄率、目前的账户赤字（这意味着美国人正欠着外国人更多的钱）以及上升的政府债务。个人储蓄是难以计算的，并存在严重的测算误差，但下降的趋势是明显的，从20世纪70年代占个人收入的9.7%至2001年接近于零。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恢复到4%左右。[10]这项指标有多重要还难以确定。除个人储蓄以外，国民储蓄率还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日本保持了较高的个人储蓄率，但其经济停滞不前。当对依据资本货物在美国更为便宜这样一个事实做出修正以后，美国的真实投资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的其他国家相比则更为出色。危险的是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外国投资者可能会迅速撤回投资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但与这种可怕的预言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仍是国际金融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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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之后，备受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政府债务的水平。用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帝国就是这样衰落的。它始于债务爆发。”弗格森接着说，“认为美国是一个‘避风港’那是无稽之谈。它的政府债务是一个如同1941年的珍珠港那样的避风港……公众手中的联邦债务总额将在短短两年之后超过100%的国内生产总值。”[11]其他人则没有杞人忧天，指出联邦赤字现在处于一个可管控的国内生产总值3%的水平，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正在平稳地下降，日本政府的债务是美国的两倍。然而除非改变政策，长期预测的结果会更令人担忧。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赤字将在2039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6.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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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它是信息时代经济成功的关键。乍看之下，美国做得很好。据教育部2013年的统计，88%的成年人从高中毕业，32%的成年人从大学毕业。美国的大学毕业率比大多数国家要高。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花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近似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任何一国的两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大学与英国、欧洲大陆、日本的竞争对手在学术声誉上的差距越拉越大。由上海交通大学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前20名大学中有17所在美国（没有一所在中国）。[12]而美国人赢得了更多的诺贝尔奖，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了更多的学术论文。这些成就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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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强劲，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较低层次的教育水平上却并不那么出色。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高年级中等教育树立了全球的标准，但在不太富裕的地区里有太多的小学和中学严重落后。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素质可能会跟不上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国家教育发展评估发现，虽然在过去十年间有了些许改善，但四年级学生中只有42%的人达到或超过了数学的熟练水准，只有35%的人达到或超过了阅读的熟练水准。[1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2013年的一份报告将二十个发达国家的成人技能做了比较，他们发现3600万美国人只掌握低级技能，年轻的美国工人在计算能力和技术能力上排名最后。目前尚不清楚现在的学生是否比过去的学生表现更差，但美国的教育优势正在被削弱，因为更多的国家逐渐比过去做得更好。[14]在三十个最富裕的国家中，只有新西兰、西班牙目前的高中生毕业率比过去更低。[15]美国学生似乎并没有为了跟上经济前行的步伐去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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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潜在问题。从1947年到1968年，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在下降，但1968年之后这一数字上升了。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2，以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高，“而且在过去几十年中稳步上升”。[16]人口中最富有的10%拿取的经济蛋糕的份额比他们在1913年时拿取的更大，个人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份额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上升了十个百分点，而在底部90%人口的份额则下降了相同的数量。技术变革和对低学历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最富有和最贫穷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大幅扩大。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不平等是否会影响硬实力和软实力。经济学家不认为不平等会减缓增长，对美国的大多数人来说，迄今为止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阶层的流动性。我们知道，它对技能较少的那部分劳动力所享有的健康和教育机会将产生影响，而这不仅有损于劳动生产率，也会伤害到机会平等。[17]这可能导致政治精英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地位，但也可能引起遏制经济生产率的广泛政治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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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对美国经济的软实力争论不休。很多人赞赏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成功，但对它作为一种模式持批评态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很少，消费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左右（在所有层级上），而欧洲只有近一半的水平。但美国在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不足；竞争性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社会安全网却较弱；工会力量较弱，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更少监管；美国的医疗保健一直既昂贵又不平等；文化态度、破产法以及金融机构更青睐创业精神；法规更为透明，股东对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外国人对上述某些项目发出赞扬的同时，也有人对伴随着这种极度依赖市场力量而来的不平等、不安全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代价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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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把美国经济描述为绝对衰落是不准确的。看上去它似乎将继续产生国家的对外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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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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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美国体制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许多观察家们认为，美国政治系统中的僵持状态将阻止它将其实力资源转化为实力成果。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社会并没有衰落，因为经济的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强的，但政治体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衰败了。”[18]虽然今天的党派僵持一直在升温，问题是这比过去的情况又坏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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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宾德说：“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几乎达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未曾出现的高峰。”虽然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第二届国会与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第二届国会一样是党派僵持最严重的，第111届国会还是设法通过了一项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医疗改革法案、金融监管体系法案和一项武器控制法案，并修订了有关军中同性恋的政策。宾德推测“我们的政治体制度过这个困难时期而不受伤害的看法可能很正确。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滞留在一个为立法能力低下所困扰的国家立法机构之中。”[19]皮尤民调发现，虽然意识形态的一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翻了一番，从10%升至21%，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持有统一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希望他们的民意代表们能折中妥协。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党都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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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转换——将实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宪法是基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完成的，即权力最好被分割并相互制衡，而不是被集中控制。美国政府被设计成低效政府，使其对自由威胁较少。在外交政策方面，宪法是按照让总统和国会以某种方式争夺控制的思路写就的。强大的经济和种族压力集团让他们为以自身利益定义的国家利益而争斗，并对美国国会施压，为带有对其他国家制裁措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准则的谋略而立法。正如亨利·基辛格曾指出那样，“被外国评论家称为美国对主导地位的追求常常是对国内压力集团的回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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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国家体制的信任在下降。在1964年，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表示他们相信联邦政府在大部分时侯会作出正确的决定。今天，公众表示的信任只是这个曾经的高标准的五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发生着变化，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爱国气氛中有所上升，以后又再次渐渐下降（尽管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稍为好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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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针对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众对许多主要机构的信心下降了一半：对大学从61%降至30%；对大公司从55%降至13%；对药品从73%降至33%；对新闻报导从29%降至11%。在过去的十年中，对教育机构和军队的信心在上升，而对华尔街和大公司的信心在下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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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的杰斐逊传统告诉我们，美国人不应该过分担心对政府的信心水平。此外，当问的不是政府的日常运作而是对国家和宪法的基础设置时，公众的看法是非常正面的。如果你问美国人哪里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82%的人说是美国。如果问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民主政府制度，90%的人会说喜欢。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这个系统已经烂掉了，必须被推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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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氛围的某些方面可能是周期性的，其余的则代表了对目前政治进程中的争吵和僵持不下的不满。与前几年相比，政党政治已经变得更加两极化了，但肮脏的政治可以追溯到国父们的时代。评估遇到的问题，部分是由于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并赢得二战的一代对政府的信心异常之高。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形的异常之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对政府的过度信任，而不是之后的低度信任。此外，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很多证据来自调查数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呈现了下滑的趋势，但这种下滑有多重要仍然是不确定的。毕竟，最大的下滑发生在四十年前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而不是在最近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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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民调结果是有限的。例如，尽管信任程度的民调数据下降了，美国国税局并没有发现漏税逃税的行为有所增加。[25]世界银行在“控制腐败”方面也给了美国高分（90%以上）。[26]普查表自愿寄回率在2000年上升到了67%，该数字一直保持到2010年，扭转了自1970年以来的三十年下降趋势。[27]投票率在20世纪下半叶从62%下降到了50%，但止跌于2000年，并在2012年回升到了58%。人们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像对民调问题的答卷那样出现急剧的变化。对体制表示信心丧失可能来自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个人主义的态度趋势和对权威的更少顺从，这些都是所有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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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体制的有效性来说这些社会资本的变化有多严重？罗伯特·D·帕特南④指出，社区的团结在20世纪并没有持续减弱。相反，仔细检查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公民参与的跌宕起伏，而不只是下滑——那是一个崩溃而又重建的故事。[28]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觉得与他们所在的社区联系密切，并表示社区的生活质量是很好或较好的，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或是参加一个民间团体，或是参加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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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的制度是联邦制，比大多数国家更去中心化。国家首都的党派僵持往往伴随着州和城市各级政府层面上的政治合作和创新。正如《经济学人》评论说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联邦一级的立法困难，而不是容易。它的创建者们认为像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最好是由地方管辖，而不是全国统筹……所以基础系统是好的；但没有理由忽视那些可以进行改革的地方。”[29]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否自我改革以应对上述问题还有待观察，但它并不像批评者们所暗示的那样，可与罗马的国内衰落类比，或把国家定性为患了瘫痪。正如保守派作者大卫·弗鲁姆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见证了犯罪率、车祸死亡、造成酸雨的废气排放、人工流产、酒精和烟草消费的迅速下降，同时领导了一场互联网革命。[30]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存在着政治体制是否能满足在21世纪有效地转换实力的这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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