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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它是信息时代经济成功的关键。乍看之下，美国做得很好。据教育部2013年的统计，88%的成年人从高中毕业，32%的成年人从大学毕业。美国的大学毕业率比大多数国家要高。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花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近似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任何一国的两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大学与英国、欧洲大陆、日本的竞争对手在学术声誉上的差距越拉越大。由上海交通大学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前20名大学中有17所在美国（没有一所在中国）。[12]而美国人赢得了更多的诺贝尔奖，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了更多的学术论文。这些成就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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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强劲，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较低层次的教育水平上却并不那么出色。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高年级中等教育树立了全球的标准，但在不太富裕的地区里有太多的小学和中学严重落后。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素质可能会跟不上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国家教育发展评估发现，虽然在过去十年间有了些许改善，但四年级学生中只有42%的人达到或超过了数学的熟练水准，只有35%的人达到或超过了阅读的熟练水准。[1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2013年的一份报告将二十个发达国家的成人技能做了比较，他们发现3600万美国人只掌握低级技能，年轻的美国工人在计算能力和技术能力上排名最后。目前尚不清楚现在的学生是否比过去的学生表现更差，但美国的教育优势正在被削弱，因为更多的国家逐渐比过去做得更好。[14]在三十个最富裕的国家中，只有新西兰、西班牙目前的高中生毕业率比过去更低。[15]美国学生似乎并没有为了跟上经济前行的步伐去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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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潜在问题。从1947年到1968年，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在下降，但1968年之后这一数字上升了。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2，以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高，“而且在过去几十年中稳步上升”。[16]人口中最富有的10%拿取的经济蛋糕的份额比他们在1913年时拿取的更大，个人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份额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上升了十个百分点，而在底部90%人口的份额则下降了相同的数量。技术变革和对低学历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最富有和最贫穷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大幅扩大。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不平等是否会影响硬实力和软实力。经济学家不认为不平等会减缓增长，对美国的大多数人来说，迄今为止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阶层的流动性。我们知道，它对技能较少的那部分劳动力所享有的健康和教育机会将产生影响，而这不仅有损于劳动生产率，也会伤害到机会平等。[17]这可能导致政治精英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地位，但也可能引起遏制经济生产率的广泛政治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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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对美国经济的软实力争论不休。很多人赞赏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成功，但对它作为一种模式持批评态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很少，消费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左右（在所有层级上），而欧洲只有近一半的水平。但美国在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不足；竞争性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社会安全网却较弱；工会力量较弱，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更少监管；美国的医疗保健一直既昂贵又不平等；文化态度、破产法以及金融机构更青睐创业精神；法规更为透明，股东对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外国人对上述某些项目发出赞扬的同时，也有人对伴随着这种极度依赖市场力量而来的不平等、不安全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代价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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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把美国经济描述为绝对衰落是不准确的。看上去它似乎将继续产生国家的对外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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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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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美国体制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许多观察家们认为，美国政治系统中的僵持状态将阻止它将其实力资源转化为实力成果。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社会并没有衰落，因为经济的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强的，但政治体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衰败了。”[18]虽然今天的党派僵持一直在升温，问题是这比过去的情况又坏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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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宾德说：“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几乎达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未曾出现的高峰。”虽然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第二届国会与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第二届国会一样是党派僵持最严重的，第111届国会还是设法通过了一项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医疗改革法案、金融监管体系法案和一项武器控制法案，并修订了有关军中同性恋的政策。宾德推测“我们的政治体制度过这个困难时期而不受伤害的看法可能很正确。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滞留在一个为立法能力低下所困扰的国家立法机构之中。”[19]皮尤民调发现，虽然意识形态的一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翻了一番，从10%升至21%，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持有统一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希望他们的民意代表们能折中妥协。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党都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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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转换——将实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宪法是基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完成的，即权力最好被分割并相互制衡，而不是被集中控制。美国政府被设计成低效政府，使其对自由威胁较少。在外交政策方面，宪法是按照让总统和国会以某种方式争夺控制的思路写就的。强大的经济和种族压力集团让他们为以自身利益定义的国家利益而争斗，并对美国国会施压，为带有对其他国家制裁措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准则的谋略而立法。正如亨利·基辛格曾指出那样，“被外国评论家称为美国对主导地位的追求常常是对国内压力集团的回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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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国家体制的信任在下降。在1964年，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表示他们相信联邦政府在大部分时侯会作出正确的决定。今天，公众表示的信任只是这个曾经的高标准的五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发生着变化，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爱国气氛中有所上升，以后又再次渐渐下降（尽管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稍为好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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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针对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众对许多主要机构的信心下降了一半：对大学从61%降至30%；对大公司从55%降至13%；对药品从73%降至33%；对新闻报导从29%降至11%。在过去的十年中，对教育机构和军队的信心在上升，而对华尔街和大公司的信心在下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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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的杰斐逊传统告诉我们，美国人不应该过分担心对政府的信心水平。此外，当问的不是政府的日常运作而是对国家和宪法的基础设置时，公众的看法是非常正面的。如果你问美国人哪里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82%的人说是美国。如果问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民主政府制度，90%的人会说喜欢。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这个系统已经烂掉了，必须被推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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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氛围的某些方面可能是周期性的，其余的则代表了对目前政治进程中的争吵和僵持不下的不满。与前几年相比，政党政治已经变得更加两极化了，但肮脏的政治可以追溯到国父们的时代。评估遇到的问题，部分是由于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并赢得二战的一代对政府的信心异常之高。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形的异常之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对政府的过度信任，而不是之后的低度信任。此外，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很多证据来自调查数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呈现了下滑的趋势，但这种下滑有多重要仍然是不确定的。毕竟，最大的下滑发生在四十年前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而不是在最近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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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民调结果是有限的。例如，尽管信任程度的民调数据下降了，美国国税局并没有发现漏税逃税的行为有所增加。[25]世界银行在“控制腐败”方面也给了美国高分（90%以上）。[26]普查表自愿寄回率在2000年上升到了67%，该数字一直保持到2010年，扭转了自1970年以来的三十年下降趋势。[27]投票率在20世纪下半叶从62%下降到了50%，但止跌于2000年，并在2012年回升到了58%。人们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像对民调问题的答卷那样出现急剧的变化。对体制表示信心丧失可能来自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个人主义的态度趋势和对权威的更少顺从，这些都是所有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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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体制的有效性来说这些社会资本的变化有多严重？罗伯特·D·帕特南④指出，社区的团结在20世纪并没有持续减弱。相反，仔细检查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公民参与的跌宕起伏，而不只是下滑——那是一个崩溃而又重建的故事。[28]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觉得与他们所在的社区联系密切，并表示社区的生活质量是很好或较好的，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或是参加一个民间团体，或是参加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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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的制度是联邦制，比大多数国家更去中心化。国家首都的党派僵持往往伴随着州和城市各级政府层面上的政治合作和创新。正如《经济学人》评论说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联邦一级的立法困难，而不是容易。它的创建者们认为像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最好是由地方管辖，而不是全国统筹……所以基础系统是好的；但没有理由忽视那些可以进行改革的地方。”[29]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否自我改革以应对上述问题还有待观察，但它并不像批评者们所暗示的那样，可与罗马的国内衰落类比，或把国家定性为患了瘫痪。正如保守派作者大卫·弗鲁姆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见证了犯罪率、车祸死亡、造成酸雨的废气排放、人工流产、酒精和烟草消费的迅速下降，同时领导了一场互联网革命。[30]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存在着政治体制是否能满足在21世纪有效地转换实力的这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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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本章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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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古罗马的经济没有效率，社会因自相残杀的内战而四分五裂，政治体制则腐败猖獗，所有这些令罗马无力自保。上述事实使人很难将美国与罗马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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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文化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依然是可管控的，而且与过去相比其危险性更小。社会问题比比皆是，有些每况愈下而有些得到了改善。社会对外部世界保持着开放，也能通过移民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地自我更新。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过去更慢了，但企业文化在技术的运用和商业化方面不断创新，仍然保持着最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和工业与世界顶尖大学之间紧密联系的传统。它引领着世界的研究与发展，位于新的网络、纳米、生物和能源技术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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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平等和培养未来的劳动力方面。最大的问题与政治体制有关。政治对峙在美国创建的时候就被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但近年来在华盛顿越演越烈。即使这些问题并不比以往更糟糕，但这样的体制是否能够应付未来的问题才是关键所在。与此同时，联邦系统还为州和城市的多元化和创新潜力提供着保证。政府作用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美国创新将在政府和华盛顿以外发生。此外，尽管党派争吵在增加，但近年来从赤字到能源到医疗费用这些严重的问题却得到了改善而非恶化。美国有很多麻烦，它们也确实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它们没有造成绝对的衰落，更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以回答美国世纪将在何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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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无所知”党：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反对移民而秘密结社组织，因为秘密，所以参加者都以对此党一无所知来作答，因而得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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