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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的相对权力变化将取决于两国未来政治变革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没有遇到不利的不确定性事件,现有规模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肯定会增加其相对优势,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更接近美国的实力资源水平。这些相对的能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超越美国而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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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即使中国没有遭受重大的国内政治挫折,目前基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多预测只是目前增长速度的简单线性外推,这一增长速度很有可能在未来放缓。此外,经济预测是一维的,它忽略了美国的军事和软实力优势,以及相比于美国与欧洲、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持有的友好关系,中国在亚洲内部均势中处于不利的地缘政治态势。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周边不是海洋和两个友好邻邦,而是与不少国家接壤,其中还有些国家(如日本和印度)持有怀疑态度并实力强大,那情况看上去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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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猜测是,在众多可能的未来里,出现一位如欧洲、俄罗斯、印度、巴西或是中国的挑战者,超越美国并最终结束美国在全球实力平衡中的核心地位并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存疑。此外,如英国战略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不同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实力是基于联盟,而不是殖民地”。[2]联盟和非正式盟友圈是一种资产,而殖民地是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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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正经历着绝对而非相对衰落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在诸如债务、中等教育、收入不平等,以及政治僵持等方面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应该注意的是它们只是画面的一部分。在账单有利的一面是人口、技术、能源的趋势,以及如地理位置和开放的创业文化那样持久的优势。美国的问题是真实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将削弱国家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复杂性的能力。将无解决方案与原则上可以有解决方案的情况区分开来是值得一试的。如果有人寻找未来可能的衰落场景,其一是美国对恐怖袭击变得过于害怕并反应过度而向内收缩,自行割离从开放获取的实力。另一种过度反应是像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的行动那样:过量使劲,浪费鲜血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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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评估,将21世纪描述为美国的衰落世纪可能是不准确并带有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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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语义混乱。例如从1945年至1970年,美国的政策主动制造了相对衰落,而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则将其解释为一种长期趋势。但到了20世纪末,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谈论“衰落”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政策选择,因为它会鼓励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推行冒险政策,鼓励中国对邻国更过度自信,或鼓励美国出于恐惧而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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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很多问题,但它并没有绝对衰落,甚至就相对而言,它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仍然比任何单一的国家更强大。美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被中国或其他任一竞争者所取代,而是它将面对众多极具权势的挑战者的同时兴起——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种权力扩散减少了美国控制他人的相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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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熵可能是比中国更大的挑战。此外,世界将面临越来越多新的跨国问题,这将同时需要别人的权力和压倒别人的权力。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美国长期低效率的权力转换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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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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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美国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它会在全球舞台上选择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实力行动。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就没有选择这样去做。一些人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又发生了。在历经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2013年的民意调查发现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照看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自行求得最好的相处关系”。这是皮尤在1964年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后,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同意这一说法的比率大约在20%到40%不等,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仅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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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家立即宣称这是美国孤立外交政策的回归,但那个词语已经成了政治大棒,不再是分析家的用语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美国人在19世纪的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干涉邻国内政,更多的是一种针对遥远的全球实力平衡中心欧洲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通过几次中立法案将真正的孤立主义写入立法,旨在防止对欧洲的又一次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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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目前状态的一种更好的方式是把它看作外交政策钟摆在被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克称之为“极端主义者”政策和“紧缩”政策之间长期摆动的一部分。[3]紧缩并非孤立,而是战略性目标和手段的调整。从美国世纪开始至今实施紧缩政策的总统包括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奥巴马。虽然尼克松认为美国是在衰落,但如艾森豪威尔等其他人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与20世纪30年代的真正的孤立主义者相比,这些总统都是强烈的国际主义者,但这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批评。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拥有大量读者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曾警告说,软弱和优柔寡断的美国领导人将向我们的对手打开大门。“艾尔索普们对艾森豪威尔的质疑尤其尖锐”,其中竟然包括了完全虚假的导弹差距。[4]因此,当现代批评家们指责“奥巴马政府似乎有意在追求让美国衰落的政策”,或“紧缩看起来虚弱,因为它就是虚弱”时,这些批评告诉我们的更多与党派政治有关,而不是美国世纪是否会在2041之前终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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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可以给出一个令人可信的案例,极端主义者过度反应时期对美国权力转换能力造成的伤害比紧缩时期更大。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政治反应而产生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推迟了美国对希特勒的回应;肯尼迪和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内向收缩的十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上面提到的民调数字。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①指出的那样,当新保守主义者们称颂罗斯福-杜鲁门政府的“普遍积极干预”时,他们挑选的历史案例避开了在苏联、中国和朝鲜遭受的失败。积极干预的本意是威慑,但不尽如人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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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暗藏在政治争论背后的是美国人在紧缩时期必须面对的严峻战略选择。其中之一是美国应该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花费多少?一些帝国过度扩张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削减外交和国防开支,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美国目前花费的还不到它在美国世纪得以巩固的冷战年代高峰时期的一半。只看预算而不看宏观经济约束时,问题就出现了。问题不是大炮与黄油的关系,而是大炮与黄油与税收的关系。除非接受提高税收从而扩大预算,否则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支出将与诸如教育和国内基础设施的修补以及研发等重要的国内投资锁在一个零和的折中权衡之中,这可能会对国防和国内改革都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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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真正的辩论与干预有关。美国应该如何或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奥巴马说,如果美国或美国盟国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应该在必要时单方面使用武力。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良心敦促美国做出反应,例如一个独裁者杀害了大批公民,美国不应该单独行动,只能在有很好的成功前景下使用武力。这些都是合理的原则,但在权衡价值与现实时的门槛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将近两个世纪前,约翰·昆西·亚当斯曾为国内对干预外国独立战争的要求而挣扎过。彼时,他留下名言,美国“不会去国外寻找怪兽并将之摧毁”,免得它“深陷一切因利益和阴谋,或因个人的贪婪、嫉妒和野心而引发的战争而无法解脱,因为那样做是多管闲事并篡改了自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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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容忍像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结果让恐怖分子集团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如二十年前塔利班在阿富汗那样,或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做的那样,怎么办?某种形式的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但美国应该置身于入侵和占领之外。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社会人口流动的时代,外国占领势必滋生怨恨。艾森豪威尔明智地在20世纪50年代得出了这一结论。但拿什么来取代它?有限制地使用武力是一个答案。然而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革命可能会持续一代又一代,巧用武力将是至关重要的。从长远来看,凯南式的遏制政策可能比占领和控制更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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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如何为处理前面讨论过的新的跨国问题而建立和加强体制,建立盟友圈,并制定政策。最大国家的领导力对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是重要的,美国少做一些,别的国家也会少做一些。遗憾的是,国内的政治僵持往往堵死了这样的领导力。例如,美国参议院无视国家利益的所在,无视需要它来巩固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外交立场这一事实,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约。同样,美国国会未能履行美国的一项承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欧洲的配额重新分配给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此美国几乎没有任何花费。在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国内对碳排放罚款存在着强大的阻力。同样,美国国内对国际贸易协定也存在着阻力。这种态度削弱了美国在应对全球公共物品上的带头作用,而这又削弱了对延续美国世纪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和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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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世纪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联盟,并且将在世界政治的新环境中越来越多地这样去做。如果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在向内转,美国如何去维持在这些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将如何在实现亚洲再平衡的同时又不削弱对如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地区的承诺?而在亚洲,合作和竞争在对中国的战略中至关重要,避免将政策过度军事化也是很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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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实力将是维持美国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盟友提供安全保证是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有限的干预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武力是一把钝刀,而且把领导作用等同于单边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那些指出美国军队的驻扎对欧洲、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产生作用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外部威胁——韩国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才得以实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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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保持军事平衡的战略对美国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试图控制在中东革命中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民众的内部政治斗争可能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缩短。军事实力在互联网、气候变化或金融稳定等跨国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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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延长美国世纪,美国必须塑造一种国际环境,通过贸易、金融、文化和体制为其他国家创造激励机制,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盟友圈和体制。新类型的盟友圈和多方利益相关的体制将发挥作用。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经指出的,“今天有机会在不使用美国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调整世界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7]美国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以强化与欧亚的贸易以及减少贸易壁垒来深化北美一体化。虽然东亚一直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北美地区的人口和能源形势将更有希望。如果美国想推行一项有效的战略来维持美国世纪的话,即便是在东亚地区,它也需要推出新的经济和生态举措。仅对事件作就事论事的反应是不够的,一个紧缩的时期需要软实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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