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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暗藏在政治争论背后的是美国人在紧缩时期必须面对的严峻战略选择。其中之一是美国应该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花费多少？一些帝国过度扩张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削减外交和国防开支，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美国目前花费的还不到它在美国世纪得以巩固的冷战年代高峰时期的一半。只看预算而不看宏观经济约束时，问题就出现了。问题不是大炮与黄油的关系，而是大炮与黄油与税收的关系。除非接受提高税收从而扩大预算，否则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支出将与诸如教育和国内基础设施的修补以及研发等重要的国内投资锁在一个零和的折中权衡之中，这可能会对国防和国内改革都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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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真正的辩论与干预有关。美国应该如何或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奥巴马说，如果美国或美国盟国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应该在必要时单方面使用武力。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良心敦促美国做出反应，例如一个独裁者杀害了大批公民，美国不应该单独行动，只能在有很好的成功前景下使用武力。这些都是合理的原则，但在权衡价值与现实时的门槛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将近两个世纪前，约翰·昆西·亚当斯曾为国内对干预外国独立战争的要求而挣扎过。彼时，他留下名言，美国“不会去国外寻找怪兽并将之摧毁”，免得它“深陷一切因利益和阴谋，或因个人的贪婪、嫉妒和野心而引发的战争而无法解脱，因为那样做是多管闲事并篡改了自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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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容忍像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结果让恐怖分子集团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如二十年前塔利班在阿富汗那样，或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做的那样，怎么办？某种形式的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但美国应该置身于入侵和占领之外。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社会人口流动的时代，外国占领势必滋生怨恨。艾森豪威尔明智地在20世纪50年代得出了这一结论。但拿什么来取代它？有限制地使用武力是一个答案。然而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革命可能会持续一代又一代，巧用武力将是至关重要的。从长远来看，凯南式的遏制政策可能比占领和控制更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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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如何为处理前面讨论过的新的跨国问题而建立和加强体制，建立盟友圈，并制定政策。最大国家的领导力对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是重要的，美国少做一些，别的国家也会少做一些。遗憾的是，国内的政治僵持往往堵死了这样的领导力。例如，美国参议院无视国家利益的所在，无视需要它来巩固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外交立场这一事实，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约。同样，美国国会未能履行美国的一项承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欧洲的配额重新分配给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此美国几乎没有任何花费。在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国内对碳排放罚款存在着强大的阻力。同样，美国国内对国际贸易协定也存在着阻力。这种态度削弱了美国在应对全球公共物品上的带头作用，而这又削弱了对延续美国世纪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和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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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世纪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联盟，并且将在世界政治的新环境中越来越多地这样去做。如果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在向内转，美国如何去维持在这些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将如何在实现亚洲再平衡的同时又不削弱对如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地区的承诺？而在亚洲，合作和竞争在对中国的战略中至关重要，避免将政策过度军事化也是很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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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实力将是维持美国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盟友提供安全保证是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有限的干预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武力是一把钝刀，而且把领导作用等同于单边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那些指出美国军队的驻扎对欧洲、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产生作用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外部威胁——韩国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才得以实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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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保持军事平衡的战略对美国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试图控制在中东革命中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民众的内部政治斗争可能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缩短。军事实力在互联网、气候变化或金融稳定等跨国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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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延长美国世纪，美国必须塑造一种国际环境，通过贸易、金融、文化和体制为其他国家创造激励机制，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盟友圈和体制。新类型的盟友圈和多方利益相关的体制将发挥作用。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经指出的，“今天有机会在不使用美国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调整世界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7]美国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以强化与欧亚的贸易以及减少贸易壁垒来深化北美一体化。虽然东亚一直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北美地区的人口和能源形势将更有希望。如果美国想推行一项有效的战略来维持美国世纪的话，即便是在东亚地区，它也需要推出新的经济和生态举措。仅对事件作就事论事的反应是不够的，一个紧缩的时期需要软实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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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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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指的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处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位于全球均势运作和提位全球公共物品的中心。与那些将这个世纪宣布为中国世纪的人相反，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后美国世纪。但此后的美国不会像它在20世纪一样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低于它在20世纪中叶的水平，其他国家的崛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增加所显示的复杂性将使任何的施加影响或组织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分析家们应停止使用有关单极和多极的陈词滥调，他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问题上同时接受这两个概念。他们应该停止争论，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多操点心。因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和多种不同类型的行为混在一起将导致错误的政策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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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主宰不是一回事。为了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多元伙伴的世界里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倾听别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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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世纪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美国从来没有完全地控制世界。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即使美国拥有优势资源，它也常常无法获得想要的东西。而那些认为今天信息熵世界远比过去复杂而动荡的人应该记得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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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美国没能阻止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法国失去了越南，我们的盟友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人们在用乐观心态看过去时都应该小心。借用一个喜剧演员的话来说，“霸权不是像它曾经的那样，而是从来就没有过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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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占有的优势越来越少而面临的世界更为复杂，如果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美国必须作出明智的国内和国际战略选择。美国世纪最起码还能持续数十年，但看上去将与亨利·卢斯第一次阐述它时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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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入选世界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师从国际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先后担任《外交事务》杂志主编、《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时代周刊》资深特约编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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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wrence Freedman,“A subversive on a 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09,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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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phen Sestanovich,Maximalist(New York
:Knopf,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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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vid Ignatius,“Claims of US weakness and retreat of US power are unfounded,“Washington Post,June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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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ckubin Thomas Owens,“Obama chooses national decline,“National Review Online,February26,2014;William Kristol,“Superpower once lived here,“Weekly Standard,April7,201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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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areed Zakaria,“The perils of leaning forward,“The Washington Post,June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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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Zoellick,“A presidency of missed opportunities,“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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