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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DSP探测的是与苏联反卫星项目相关的卫星运行和碎片。从1972年至1982年，苏联进行了16次反卫星试验。当一个干扰卫星被SL-11推进器放入轨道后，地面控制者会操纵卫星，使得一个或两个轨道接近目标卫星，近到足以使自己的导向系统能够夺取控制权。当处于射程内时，干扰载体上的炸药会被引爆，发出大量的高速弹片从而摧毁目标。DSP对发射、卫星运动、结果的监控，使美国对苏联项目的情报分析工作因此受益。1996年，DSP的两颗卫星探测到中国出故障的侦察卫星FSW-1重返地球并落入大西洋中。DSP的卫星还探测到中国于2007年1月11日的反卫星试验中使用的拦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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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空军发射了两颗太空追踪和监视系统（Space Tracking and Surveillance System, STSS）原型卫星，进入一个840英里、倾斜58度的圆形轨道，以测试它们在导弹探测和追踪方面的能力。它们还可能会被用于支持太空监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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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外星智能搜寻者和业余天文学家也对太空监视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据2012年有关报道称，空军太空司令部获得了来自“外星文明搜寻计划”（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SETI）艾伦望远镜阵列的帮助，该阵列有42个圆盘天线，属于在旧金山东北部310英里处的“热溪无线电天文台”。这些圆盘天线能提供低、中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数据。另外，国防部高级项目研究局（DARPA）的太空景观（SpaceView）项目属于另一个更大的DARPA项目（轨道前景，OrbitalOutlook），后者是为寻求太空监视网络（SSN）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的提升，而前者则招收了业余天文学家来帮助追踪轨道碎片和探测可能出现的卫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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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十一章 人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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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随着技术手段搜集情报的能力日益提高，在诸如导弹发射井坐标、战略轰炸机基地位置、导弹系统的技术指标等多个领域中，对人力渠道获得情报的依赖程度已经逐渐降低。尽管如此，当前人力情报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人力情报活动牵涉的人员类型较多，包括情报官及他们经营的特工、外交官、官方机构工作人员、叛逃者和流亡者、在押人员、旅游者、国防部门中与情报目标有联系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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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具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尤其是具有文件原件形式的情报，只能通过人力情报渠道的方式获取。灵活运用这些人力情报渠道，能够在有效弥补技术搜集系统的不足之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妥善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效阻断拦截监听和技术窃密。技术搜集系统无法对锁在保险柜中的政策文件或武器系统手册进行拍照，也无法获得武器系统或者零部件的实物。不仅如此，在没有人力情报支持的情况下，技术手段无法渗透被妥善防护的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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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单一使用技术搜集方式，一般很难全面掌握关于核武器、导弹、生化武器等某一具体项目的情况。根据已有的资料介绍，在情报官员的经验中，只有通过该项目的参与者提供准确信息，才能清楚地掌握具体项目的完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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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武器处于研发阶段时，可以很容易做到防范技术手段的侦察。如果该武器方案进入测试阶段，就可以使用多种技术搜集系统获得相关情报。但是，当武器尚处于研发初期，有关的特征属性仍处在讨论阶段，尤其相关信息受到严格保密管控的情况下，技术搜集手段就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虽然在武器系统测试阶段就掌握相关技术特征已经非常值得肯定，但是，搜集设计单位的所有进展信息同样非常重要。即使是大量进口武器的国家，也需要在进口型号的基础上开发适合本国国情的改进型产品。伊拉克在进口苏联飞毛腿导弹的基础上，开发了本国的导弹型号；巴基斯坦则根据朝鲜输出的武器装备开发出了本国的“普里特维”（Prithvi）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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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情报搜集旨在掌握外国政府武器系统的部署情况和技术指标。美国情报机构希望能够同时掌握其他与美国敌对或友好国家在外交、国防、经济等领域的真实意图和计划方案。同时掌握对手和伙伴的相关情报，详细了解各个领域的发展动向，能够有助于美国更加准确地评估未来发展形势。很多数据和信息能够通过公开途径或者以通信监听为代表的技术手段获取，但是公开途径和技术手段获得情报信息的不足之处必须通过人力情报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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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情报在侦控恐怖主义组织人员和设施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利用卫星图像能够发现恐怖主义组织训练设施，但是与之相比，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人物定位以及恐怖组织下步行动意图和计划才是最具价值的关键信息。将人力情报与通迅监听技术情报、恐怖组织联络网络情报相结合，才能提高获取上述重要信息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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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情报一般被定义为两个基本类型：秘密途径人力情报和公开途径人力情报。秘密途径人力情报既包括建立秘密关系的外国情报来源所提供的特定数据资料，也包括美国情报官通过直接渠道和秘密渠道搜集的情报信息。公开途径人力情报包括国防部门工作人员、国务院外交官从事的公开情报搜集活动以及通过移民、叛逃者以及旅游者搜集情报的活动。利用强化审讯在押人员的方式获得的情报也可以视为第三种类型的人力情报，即以强制手段获取的人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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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12份1994年的情报——虽然不是很全面——可以总结出一些当时人力情报的价值标准。在376件情报案例中，有205件将人力情报获取的成果认定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反恐领域，人力情报成果在关键成果中占比达到了75%。还有一些重要数据可供参考：在反毒品犯罪领域，人力情报发挥了50%以上的作用；在反扩散领域，人力情报占比达到了40%以上；而经济领域的人力情报占比在3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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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人力情报被用于“即时指示、定位和摧毁伊拉克重要指挥、控制、通讯系统以及其他重要军事目标”。人力情报与卫星图像联合应用，不仅支援对军事设施的打击，还有效地帮助美军指挥官减少对清真寺、医院等民用设施的误伤。根据美国军事情报史料记载，某一情报来源提供的情报“对空袭作战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该情报成功地挽救相当数量的美军及联合国军士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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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人员和外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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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力情报的核心组成人员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是美国公民，一般以美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利用外交身份掩护，情报官不仅可以获得安全交联手段（在使馆内部和其他地点）、妥善保护文件档案的条件，还能够享有外交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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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部署计划”（Global Deployment Initiative）的组成部分，除了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之外，还有以非官方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官可以利用商人身份，比如美国企业驻海外办公室员工。1995年曾有报道称，有110名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利用RJR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通用电气、IBM、美洲银行、泛美航空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的非官方身份开展工作，这些企业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派驻海外工作的岗位。“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曾计划将海外情报行动数量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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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外行动包括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Front Company），这些企业一般由6至9名项目官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组成。瓦莱里·普拉米（Valerie Plame）是中央情报局反扩散部门的官员，曾以“布鲁斯特·詹宁斯联合公司”（Brewster Jennings&Associates）雇员的身份在海外执行任务，该公司是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有一些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用于向在伊朗执行任务的情报官提供掩护，以便于情报官发现有关伊朗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的招募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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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曾有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关闭了“9·11事件”以后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建立的10家幌子公司，仅保留了2家。中央情报局方面似乎认为这些幌子公司在搜集恐怖组织以及非常规武器交易网络方面存在“设计目的不明确，而且无法妥善处理行动任务”等缺陷。2013年发布一份的报告，将该项目称为“巨大的失败”，并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经验不足、存在官僚主义以及缺乏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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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驻外国情报站由一名站长负责领导，不同的情报站在人员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工作人员数量从数名到数百名不等。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驻菲律宾情报站有150余名工作人员。在1998年驻内罗毕使馆遭到袭击后，中央情报局驻内罗毕情报站的人数大幅增加。“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中央情报局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报站均派驻了数百名工作人员。情报站的站长及其下属工作人员都会利用美国驻当地使馆各种工作人员的身份执行任务，比如政务参赞、使馆二秘以及经济事务随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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