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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套情报搜集系统是由国防部和军事部门组建的。驻美国使馆的武官和国防部秘密行动局（Defense Clandestine Service）的秘密探员（clandestine collector）直接向美国军事情报局汇报工作。除此之外，还包括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小组、海军犯罪调查局、空军第25全球反应中队（25th Air Force’s Global Activities Squadron）、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任务支援大队（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s Mission Support Group）以及其他从事人力情报工作的机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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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的任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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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建立确实具备情报工作能力的人力情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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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商务展览、军事展示、阅兵、专题研讨、评议会等机会，搜集情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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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已确认的地标区域，通过实地观察、拍照等方式，按照情报信息最终使用者的要求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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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阶、职位、从事工作等角度，从外国军队官员中发现具备提供情报信息的潜在条件，或者是在未来能够成长为高级将领的人员线索，逐步进行接触，并保持私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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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并报告地区的政情、经情、社情、民情，以评估外国政府和军事力量的战略意图、计划、能力以及政权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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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外国军事装备物资情况，掌握相关装备物资的采购及研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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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服务官员是人力情报的重要渠道。这些外交官员一般从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的工作。美国前副国务卿彼得·塔诺夫（Peter Tarnoff）1995年提交的国会证词中曾有以下表述：“外交机构是海外外交和情报搜集和报告的基本主体。”塔诺夫认为，外交机构的情报渠道在国家情报结构中发挥非比寻常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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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调查官员（或者他们的情报来源）同样能够提供人力情报，按照该机构的任务要求，这些情报中的大多数都是关于毒品非法交易的。这些情报不仅提供给美国缉毒署，也会提供给中央情报局。除此之外，美国缉毒署的一些情报也会与恐怖主义分子活动情况相关。在2008年的审计报告中，司法部的督察员发现，在81项抽查样本中，有三项事关恐怖主义。其中之一是关于恐怖主义集团出售毒刺导弹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用于攻击驻阿富汗的联军。另外两项中，一项是关于塔利班从事毒品非法交易，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金融支持，另一项是反映了恐怖主义分子在阿富汗某一地区的训练和行动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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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武官的特殊情报搜集成果有时能够作为公开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外国机构矛盾冲突。1987年年初，美国驻巴格达使馆武官马克·B·鲍威（Marc B.Powe）上校，被指控从事间谍行为，要求他在两周时间内离开伊拉克。他被指控在1986年12月期间，侦察了部署在科威特的大量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情况并拍摄照片。鲍威也曾在科威特使馆担任过武官，发现了苏联取道科威特向巴格达运输军事装备，科威特当局当场发现其拍摄这些运输队伍的照片并做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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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年初，两名美国使馆武官，上校克利福德·罗伯特·沃德（Clifford Robert Ward）和少校罗比特·西吉尔（Robert Siegel）接近了距离大马士革城外25英里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后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游击队员扣押。据称二人身上携带有照相机、地图、双筒望远镜和长焦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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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和1996年均发生过涉及美国在华使馆武官随员的事件。1995年8月上旬，两名美国空军军官，上校约瑟夫·W·陈（Joseph Wei Chan）和上尉德维恩·哈佛·佛罗伦齐（Dwayne Howard Florenzie）被驱逐出境，他们被指控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管制区从事间谍活动，并在7月28日被中国政府羁押。这两名武官处官员常驻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从事情报活动，在被羁押后被指控非法进入军事管制区域，并且在“被中国军队士兵发现”之前“通过拍照和录像方式非法获取该区域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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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名武官7月23日以领事签证进入中国大陆，此行目的是与美国驻北京的使馆和广州领馆的官员商事。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两名随员当时骑着自行车，穿着平民的服装，携带摄影摄像装备。在被中国军队士兵扣押时，二人正在从事武官正常的“调研”和“商务活动”。但是据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监视中国军队在台湾以北地区的训练。两名官员的行为被认为是观察中国方面装备的一批苏-27战斗机，该批战斗机由广州转场至靠近台湾的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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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8日，任助理武官的空军上校布兰德利·格迪思（Bradley Gerdes）和一名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在海南岛的一处军事管制区附近受到阻拦，此前二人曾非法潜入南海舰队司令部驻地湛江市的一处军用机场。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中国官方没收了录影资料。这两位武官可能已经验视了此前有关在海南岛临时部署苏-27战斗轰炸机的传闻，这些战斗轰炸机是首次参与1995年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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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也因频发武官搜集情报的情况，并因此激怒了俄安全机构。1999年，联邦安全局针对助理武官皮特·霍夫曼（Pete Hoffman）中校的行为采取了针对措施。霍夫曼驾驶一辆租用的本地出租车，前往驻扎在斯韦特利村军事城（Svetlyl）的第242号空降兵训练中心。2008年，俄方驱逐了两名私自前往新西伯利亚航空器制造集团的武官，该企业参与制造苏霍伊-34型战斗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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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东京使馆报告了日本国会关于核物质的观点和态度，相关信息主要来自2008年10月为使馆官员举行的招待宴会间的谈话。这些观点坚称，日本电力企业非常担忧核能的安全问题，而且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有意掩盖核安全事故。另外，日本国会议员还宣称，尚无永久性的高安全级别的核废料储存能力，也未找到妥善解决核废料储存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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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员与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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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情报员是受雇于美国情报官或者自愿投靠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负责在其所在国或第三国搜集相关情报。冷战期间，虽然苏联执行封闭性管理，而且克格勃反情报机构在国内进行了严密监控，但是中央情报局对苏的情报工作仍然取得了相当一批非常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的奥列格·潘可夫斯基（Oleg Penkovskiy）上校。与其他很多苏联方面的情报渠道一样，潘可夫斯基是主动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情报工作的。1961年至1962年期间，潘可夫斯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提供了一大批情报资料，所提供的情报包括苏联战略能力和核武器目标策略。他还提供了一份苏联中程弹道导弹手册正式文件的复印本，该份情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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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数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军事、外交重要部门都布建了间谍或线人，这些部门包括苏联外交部、国防部、苏军总参谋部、格鲁乌、克格勃以及至少一个军事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苏联公民，也向中央情报局提供过情报。在此类人中，最典型的是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电子工程专家阿道夫·托尔卡切夫。托尔卡切夫向美国政府泄露了苏联军事航空领域的研究成果，被美国官方评为“最具经济价值的特工之一”，帮助美国方面“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支出”。托尔卡切夫先后向美国方面提供了苏联在电子引导和对抗系统、先进雷达系统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保密技术。在托尔卡切夫的情报支持下，美国空军“彻底地将这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子系统设计方案反过来应用在一款最新型战斗机上。”由于中央情报局前官员爱德华·李·霍华德的出卖，托尔卡切夫在1985年被逮捕并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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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后，类似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完全终止。1995年9月，圣彼得堡一家苏联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被捕，理由是涉嫌向美国方面提供俄罗斯新型攻击潜艇的相关秘密情报。1997年，一名俄罗斯前外交官被判犯有间谍罪，经审查发现此人在1976年退休后开始从事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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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俄罗斯多家法院对俄罗斯公民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帮助进行了定罪。2012年2月，普列塞茨克导弹测试中心的发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尼斯特瑞兹中校因“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俄罗斯最新型军用火箭复合结构重要测试数据”而被判处有罪。在尼斯特瑞兹提供的情报中，有关于俄罗斯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的详细信息。当年5月，叶卡捷琳堡地方法院以向美国方面泄露了最新型潜射弹道弹道——布拉瓦（Bulava）——相关情报的事实为依据，判处亚历山大·戈尼特耶夫（Alexander Gniteyev）罪名成立。同年五月，俄军退休军官弗拉基米尔·拉扎尔（Vladimir Lazar）上校因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7000份俄涉密军事地图，被判处12年监禁。2015年，俄罗斯一地方法院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卖涉密信息为依据，判处一名前警方官员15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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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的情报人员也会从欧洲、非洲、中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国家的线人或潜在线人手中购买情报。1997年年初，德国政府驱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根据一份报告的记录，该官员被指控试图招募一名德国高级官员，利用其获取多个高科技项目的相关情报。根据另一份报告的记录，这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还搜集了关于第三国的情报，该第三国很可能是伊朗。之所以受到德国政府的驱逐，是因为该官员在德国境内从事的情报活动并未获得德国当局的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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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证据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德国的情报活动也针对德国政府工作人员。据报道，2014年7月，德国联邦总检察院以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为由，调查德国国防部政策研究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此人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德国对外安全政策。除此之外，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招募了德国对外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第十五章有详述）。另一份报告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德国内政、经济、发展等很多联邦部门都安插了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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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3年曾将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ur）的顾问亨利·波拉诺尔（Henri Plagnol）作为招募目标，但是是否招募成功仍存在争议。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接触了蒂埃里·米勒（Thierry Mileo），此人掌握着法国通讯部的电信和卫星通信业务。中央情报局试图通过此人购买法国在电信事务方面的谈判战略。在另一个案例中，根据法国安全机构领土警戒局（Directorate of Territorial Surveillance）的调查发现，法国国营通讯公司（French Telecom）的一名雇员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招募，被要求“出卖有关法国国际通讯架构网络的相关文件和信息”。上述两个被招募对象都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为报告给了国土警戒局，该局鼓励二人继续与招募人员保持联系。经过后续的接触发现，中央情报局一名非官方身份的女性情报官负责上述招募，该情报官的掩护身份是一家关注世界经济的基金会工作人员，该基金会注册于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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