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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多个联邦、州和地方机构还联合制作了另一个系列的联合情报成品，其中包括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2009年和2011年的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2011年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的安全威胁评估。所有情报成品都是非保密的，但仅供官方机构使用。关于总统就职仪式的评估是由国家反恐中心、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北方司令部、多个地区联合中心以及美国国会警察共同完成的。该成品综合评估了美国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和犯罪活动威胁程度、外国情报机构和网络威胁程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程度、设施威胁程度、交通威胁程度，以及其他与就职相关的环节中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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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1年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当年7月12日在凤凰城的大通球场举行）的联合评估，是由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凤凰城警察局、亚利桑那州反恐情报中心和马里科帕郡治安官办公室联合完成。该成品评估了国际恐怖主义、国内恐怖主义、独狼行动、外国情报机构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当地犯罪活动趋势，犯罪活动、网络和交通系统风险程度以及情报误差。所有案件都存在一个共性，就是缺少可靠的威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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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十五章 反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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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情报行动可能包括以下方式：刺探美国国家安全秘密；通过捏造情报或采取秘密谋略影响行动的方式，向美国决策者释放捏造的事实或虚假情报，对决策产生误导；侦察、干扰并反制美国国家安全行动（包括秘密情报搜集和特种行动）；获取重要技术和其他情报，以加强本国的军事能力或取得经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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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修订的12333号总统行政命令中就反情报做出了相关规定，即“为达到对外国政府、机构、个人或国际恐怖组织及恐怖主义活动实施间谍行为，或其他情报活动、破坏、暗杀等活动进行调查、实施欺骗、利用、干扰或针对性防范的目的，而采取的情报收集和行动措施。”从该条文中可以得出反情报工作的六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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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发现为外国政府或恐怖组织的情报组织工作美国公民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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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和秘密途径搜集有关外国（也包括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安全机构及其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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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叛逃者和可能发展为间谍的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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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情报研究分析掌握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的组织架构、人员和行动情况，并形成相关情报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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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或压制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对美国实施的不利活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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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功能性服务，支持其他情报工作或秘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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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版本的《美国国家反情报战略》中明确了为实现国家反情报战略目标，可实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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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土免遭外国间谍和电子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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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美国情报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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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家推行政策和实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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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美国经济优势、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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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美国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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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情报机构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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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及其活动——既包括友好国家也包括敌对国家——是美国诸多情报安全组织进行情报搜集和研究分析对象。从事此项工作的美国机构，包括但不局限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安全局、陆军反情报中心、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第902军事反情报小组、海军犯罪调查局、空军特种调查办公室。因此，反情报界的组成与美国情报界有一定的重合，但是也包括情报界之外的一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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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盟国中，有些国家也会安排其情报机构从事不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活动，例如工业间谍。法国外国安全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External Security）曾渗透美国多家企业，如IBM、得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贝尔直升机公司（Bell Textron）。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取的法国政府一份文件记载了针对多家美国航空公司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德国、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等盟国也参与过经济间谍或工业间谍活动。根据国防部安全局在2013年撰写的一份报告记载，这些间谍活动的目标包括有关美国信息系统、电子技术、激光、光学、传感器、航空自动化系统等领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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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也从事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俄罗斯、以色列、韩国、古巴和中国的情报机构，通过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海军情报办公室以及国家安全其他机构的内部渠道搜集情报。相关情况在多起已破获的间谍案中有所反映，例如埃姆斯案（中央情报局）、尼科尔森案（中央情报局）、金无怠案（中央情报局）、汉森案（联邦调查局）、皮茨案（中央情报局）、米勒案（联邦调查局）、蒙特斯案（国防部情报局）、迈尔斯案（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波拉德案（海军犯罪调查局）、沃克案（美国海军）、方德伦案（太平洋司令部）、毕绍普案（太平洋司令部供应商）、李弘毅案（Peter Lee，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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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方面曾企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渗透。格伦·达菲·施赖弗（Glenn Duffie Shriver）于2010年在弗吉尼亚东区被提起诉讼，被控在2007年的职位申请和2010年的面试中向中央情报局做了虚假陈述。施赖弗承认自己2004年在上海留学期间，被三名中国情报官员招募，并按照指令渗透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构。施赖弗也承认，自己此前声称没有与外国政府建立联系，也没有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陈述是撒谎。检方指控施赖弗多次与中国情报官员会面，并且从相关人员处获得了7万美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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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姆斯、尼科尔森、皮茨和汉森都泄露了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相关人员身份、技术监控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身份等情报。波拉德曾向以色列科学联络局（Israel’s Scientific Liaison Bureau）提供大量文件，包括800份绝密级文件和其主动窃取的1500份情报简介。相关文件反映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指挥机构、突尼斯和利比亚防空系统的特别能力、伊拉克核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制造能力（包括详细的卫星影像）、苏联向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武器运输、海军力量、港口设施、米格-29战斗机以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这些文件中还有一份对以色列军事能力的评估。蒙特斯提供的情报反映了美国针对古巴实施的高度敏感的情报行动。金无怠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国广播信息局工作，负责“综合、翻译和分析人力途径和技术途径搜集的公开、秘密文件”，而李弘毅（此处原文应该有误，窃取潜艇机密的是麦大志Chi Mak。——译者）负责研究通过雷达侦察水下潜艇。这两个人都是把自己工作中获得的情报泄露给中国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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