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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在美国经营了一个由11名非法间谍组成的小组，其中部分人员是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美国，直到2010年6月才被逮捕，但是联邦调查局早在10年前就已经察觉了这些人的活动情况。这些非法间谍的任务是实现“美国化”，从其能够渗透的美国决策机构中招募情报员，收集情报后传递回俄罗斯外国情报局。这些被捕人员被指控涉嫌洗钱或被确认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同时涉嫌），而非从事间谍行为，这也说明上述人员并没有成功获取机密信息。这些被捕人员可能很快被用来交换四名俄罗斯人。后在这11人之外又发现一名嫌疑人，并将其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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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另有一个11人组成的俄罗斯情报小组遭到起诉，被指控为未经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并将美国的微电子芯片走私出境。2015年1月，有3名俄罗斯人在纽约遭到起诉，被指控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秘密代理人，但是有两人具有外交身份。叶夫根尼·布里亚科夫（Evgeny Buryakov）是三人中没有官方身份掩护的，其掩护身份为一家俄罗斯银行驻曼哈顿办事处的雇员，被指控企图“破坏市场秩序”并搜集有关自动交易程序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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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在1999年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通过情报活动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国际维和行动。另外，有报道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不仅在联合国派往伊拉克调查履行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能力的特遣团中安插间谍，而且将所收集的情报通报给伊拉克方面。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以后，联军司令部研究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了美军作战计划和部队调动情况，不过有些情况是不准确的。除此之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从科技机构中招募俄罗斯科技人员，用以培训伊朗科技人员支持导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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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长期维持运营设在古巴卢尔德斯的通讯情报站。该站是美国反情报工作的重要目标。该通讯情报站是世界最大的监听设施，能够监听美国本土以及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通讯信号。俄罗斯总统否认了有关该监听设施将重启的报道，但是俄罗斯的电子侦察船的确在美国设施附近实施侦察活动，例如乔治亚金湾的潜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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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古巴还有一处中国的通讯监听设施。毋庸置疑，中国的监听设施所截取的目标有一部分与卢尔德斯监听站相同。这些通讯情报设施和其他多个情报活动（有些也是美国的盟国所从事的），其中也包括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都是美国反情报部门关注的目标。例如，法国曾在美国有系统地监听商业往来的通话和电报信息。其他国家出于获得经济、商业和工业情报的目的，也运营了通讯情报监听地面站，以截取监听美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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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的国家情报机构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根据中央情报局长约翰·多伊奇的一份证词记载，伊朗间谍曾以多种方式与管理哈萨克斯坦核设施官方机构联系，企图获取核相关材料。1992年，伊朗企图通过乌尔巴冶金厂获得浓缩铀，但是该行动未能成功。次年，三名据信与伊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伊朗人在土耳其被捕，原因是三人意图通过当地获取从前苏联走私的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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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的一份报告称，1995年曾发生了多起可疑身份的伊朗人监视美国人员和海外机构的情况。该报告还称，这些事件中均采用了无耻的技术手段，尤其是频繁运用定位技术跟踪外交车辆。这种监视更倾向于施加压力，而非策划恐怖袭击，但是对海外设施监视所得的情报很可能为恐怖袭击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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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有报道称，伊朗派驻波斯尼亚的间谍人员实施了大量行动，并对美军培训波斯尼亚军队的项目进行渗透。另外，伊朗情报与安全部连续几年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实施针对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暗杀，并致多人死亡。相关暗杀活动是在特种行动委员会的精心安排下完成的，该委员会成员有伊朗精神领袖、总统、外交部长和高级安全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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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有报道称，伊朗企图暗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该行动代号为CHEVEROLET），并计划对以色列和沙特驻华盛顿特区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实施炸弹袭击，据称圣城旅副司令员参与了相关计划。2012年，有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驻阿塞拜疆使馆人员实施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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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内务部情报总局也将美国作为主要目标。虽然内务部情报局高层将主要精力放在打击塔利班上，但是其底层官员并未忠实执行命令。有报道称，该机构主要负责对印度和阿富汗实施行动的“S局”（S Wing）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有泄露的文件称，巴基斯坦政府批准内务部情报总局代表“与塔利班方面直接会面召开秘密战略会议，商讨建立军事派别网络以协调对驻阿富汗美军实施袭击”。更为露骨的是，截至2011年年中，该机构在过去的20年内花费400万美元，秘密影响美国关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政策。相关活动包括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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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本·拉登的过程后可以提出一个疑问：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总局的什么人掌握了本·拉登的行踪？根据一份报告记载，“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总局设置了专门控制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独立工作，由一名能够拥有决策权的官员负责指挥。”该份报告称，中央情报局方面担忧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总局会向本·拉登预警有关2011年5月的突袭，因此未在行动前向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通报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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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在美国的情报行动既有情报搜集也有暴力胁迫。2011年，巴基斯坦驻纽约领馆随员默罕默德·塔斯利姆（Mohammed Tasleem）被确认为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与安全局的秘密行动人员。有报道称，此人伪装成联邦调查局特工通过定居在美国的巴基斯坦人搜集情报，并用威胁的方式打击公开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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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法克斯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东北部）的默罕默德·安娜·苏埃德（Mohammad Ana Soueid）于2011年被起诉并指控为叙利亚军事情报局和叙利亚情报总局服务。审理认定，苏埃德负责拍摄和录制音视频，记录美国国内反叙利亚政府和反阿萨德政权的抗议活动，以此记录个别抗议人员的言行，并收集相关人员的姓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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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机构和恐怖主义或叛军组织的活动——包括人力情报活动、公开途径情报活动和技术情报——尤其是基地组织、塔利班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是美国反情报机构重点关注的对象。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女性官员被判处有罪，理由是非法获取政府电脑系统中有关黎巴嫩真主党的保密信息（但是经过案件审理未确定此人已将相关情报传递给黎巴嫩真主党）。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事件是，在阿富汗东部的霍斯特省（Khost）的中央情报局基地内，一名能够接触基地组织且看似颇具情报价值的情报来源，以自杀式爆炸的方式杀死了四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三名机构承包商和一名约旦情报官。有迹象表明，该袭击是由基地组织精心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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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人力情报途径之外，中国、伊朗、俄罗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会实施计算机网络窃密活动。2009年，有报道称，计算机间谍闯入五角大楼价值3000亿美元的联合强击战斗机项目。此次渗透活动窃取关于设计和电子系统的相关数据，泄露的总数据量达到了数万亿字节。根据一份报告记载，此次渗透活动在2007年前就已经开始。在2013年的报告中，国防部安全局提出外国机构意图窃取的高级技术主要包括信息系统、电子系统、激光、光学、传感器、航空自动化系统技术，主要的窃密方式是网络间谍手段窃取相关电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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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人力反情报工作的同时，多个机构也参与网络空间的反情报工作，并由国防部负责跨部门协调和制定相关工作机制。相关参与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反情报部门（包括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和其他军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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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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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报调查工作的定义是“正式调查具体人员是否存在参与外国间谍组织、为外国政权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叛国、暴动、颠覆、暗杀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行为，并采取适当措施阻止相关活动。”启动调查活动需要具备多种因素。人力情报渠道可能被捕或失踪，技术和人力行动可能会被外国安全机构终止，之前可靠的情报来源可能会开始提供明显存在欺诈的资料。可疑的旅行活动和无法合理解释的收入都会引起反情报部门的关注，并怀疑相关行为人与外国情报机构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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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警告也可能来自变节人员。1985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驻罗马情报站电告兰利总部，叛徒维塔利·尤尔琴科（Vitaly Yurchenko）掌握一名为克格勃工作的美方人员情况，此人代号为罗伯特先生。“罗伯特先生”向克格勃透露了阿道夫·托尔卡切夫（Adolf Tolkachev）的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身份，并向克格勃透露托尔卡切夫为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实施的技术行动，以及中央情报局针对苏联实施的另一项技术行动。尤尔琴科提供的有关“罗伯特先生”的情报——其中重要线索显示此人曾是中央情报局官员，后在1983年至1984年期间因不恰当行为和测谎问题而被开除——导致爱德华·李·霍华德（Edward Lee Howard）身份暴露，霍华德后潜逃至苏联最终死于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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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情报站报称，尤尔琴科还揭露了已被克格勃招募的一名国家安全局雇员，此人向克格勃提供了国家安全局实施针对苏联北海潜艇部队行动的详细情报。尤尔琴科泄露的此条线索导致罗纳德·佩尔顿（Ronald Pelton）被捕并被判有罪。国防部情报局的反情报分析人员在1996年就开始怀疑安娜·贝兰·蒙特斯（Ana Belen Montes）的忠诚度，这一事实说明，判断可疑人员身份“并非只是由于一次偶然因素或观察，而是通过多次细微因素和观察的积累后作出的综合判断”。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情报界有……理由相信……一名古巴间谍已经打入内部，或许就在华盛顿的重要核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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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准确地判断情报泄露的途径，反情报调查人员就要调查有条件掌握这些情报的具体人员（情报来源的身份或在执行的技术行动具体情况），收集他们在境内外的活动情况，检查其在财务方面的变化，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弱点，然后采取监视措施或诱捕主要嫌疑人。同时，必须分析外国情报来源出于掩盖情报泄露真实渠道而提供迷惑性情报的可能性。例如克格勃为了掩盖与埃姆斯存在情报合作关系，使用了一名被中央情报局称为“GTPROLOGUE”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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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该项反情报调查最终的结果是埃姆斯因泄露12名美国人力情报渠道（其中大部分被处决）以及与其本人有关的多项技术情报搜集行动情况而被捕，同时还为针对其他嫌疑人的进一步调查提供线索。对埃姆斯和蒙特斯的怀疑最初来自其同事的直觉。与蒙特斯案情况不同的是，在埃姆斯案中，埃姆斯的同事观察到埃姆斯的生活方式在其完成一次海外任务返回华盛顿后突然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对其的怀疑。所谓的变化包括埃姆斯购买了一套价值超过50万美元的房屋，并计划进行大幅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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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埃姆斯的调查包括了解其本人及其妻子财产的可能来源、调查其所购买的房屋是否使用抵押贷款、信用调查、测谎以及对其住所实施搜查。通过更广泛的调查发现了6名可能的嫌疑人后，一个由1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将相关嫌疑人按照嫌疑程度从高到低进行打分排序，每次调查中排序最靠前的嫌疑人打6分，对排序对靠后的嫌疑人每次打1分，最后根据嫌疑程度打分得出的总分对嫌疑人进行排序。埃姆斯在第一轮调查中被打了21分，但是调查组决定排查所有打分在15分以上的嫌疑人。随后的调查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分析泄密案件的档案、编制所有已退休、辞退或者在1985年至1986年死亡的中央情报局雇员名单、访谈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情报站工作人员、调查可能存在接触克格勃官员的出境情况、分析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关可能存在渗透活动的报告、重新报告变节人员和固定情报来源。在调查组发现埃姆斯在会见一名克格勃官员后银行存款显著增加后，加强了将其作为重点嫌疑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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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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