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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对印度研究分析局（RAW）进行渗透，该部门是印度的主要对外情报机构。1987年，印度研究分析局高级官员乌尼克里希南（K.V.Unnikrishnan）被派往马德拉斯邦负责协调处理泰米尔猛虎组织叛乱活动。乌尼克里希南因被拍摄到与“女管家”在一起的照片而被勒索。近期的案例是关于印度研究分析局官员拉宾德·辛格（Rabinder Singh）。据报道，此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后在2004年实施抓捕前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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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对古巴情报总部（DGI）的渗透帮助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三起古巴在美国间谍活动大案，包括蒙特斯案、迈尔斯案（Walter Myers）以及“古巴五人组”案。古巴情报机构的密码翻译员罗兰多·沙拉夫·特鲁希略（Rolando Sarraff Trujillo）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帮助美国情报机构破译了古巴情报机构发给在美国间谍的信息。此人于1995年被捕，后在2014年被用于交换美方关押的三名“古巴五人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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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披露了一起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实施的最具争议的渗透活动。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一名（前西德）联邦情报局成员建立了秘密关系。相关报道称，此人在联邦情报局地区行动和对外关系处的文件收发室任职，向美国方面提供了200余份文件，其中至少包括一份文件反映了德国联邦情报局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活动的情况。此人因此获得了3.4万美元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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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人力情报类型是叛逃者。叛逃者能够提供有关情报或安全部门组织架构、行动情况、领导层等多方面的情报。1983年叛变的尼加拉瓜国家安全总部的亨特·博拉尼奥斯（Hunter Bolanos）少校，就可以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收获的情报富矿。自1980年1月至1983年5月7日，博拉尼奥斯专门负责监视美国使馆以及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国内的活动。博拉尼奥斯提供的情报反映了尼加拉瓜国家安全总部的组织架构、人员数量、尼加拉瓜政府解聘的外国顾问人数、苏联提供的窃听设备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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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从古巴和中国叛逃的高级情报官员也会提供有关本国的情报与反间谍活动。1987年6月，古巴情报总部弗洛伦蒂诺·奥皮拉哥·伦巴第（Florentino Apillaga Lombard）少校叛变，并向中央情报局官员提供情报，反映美国在古巴境内安插的绝大多数间谍都是为古巴政府工作的双面间谍。1986年，原国家安全部外事局负责人俞振声（原作者有误，应为俞强声。——译者）叛逃并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中国情报机构海外行动的大量情报，其中包括中国间谍以及其他国家在华活动间谍嫌疑人的姓名。在叛逃之前，他向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导致了中央情报局中的鼹鼠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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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国从克格勃和格鲁乌的大量叛逃人员提供的情报中获益匪浅。正因如此，中央情报局才有能力详细（但不完整）掌握上述两个机构的组织架构和活动情况。如前所述，尤尔琴科二次叛逃之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渗透美国情报界的信息。美国方面据此发现了中央情报局前官员霍华德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佩尔顿向苏联方面提供情报的情况。尤尔琴科称，佩尔顿和海军间谍沃克是克格勃在美国最具价值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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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有报道称，克格勃在北非地区行动负责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络人奥列格·阿格兰涅茨（Oleg Agraniants）叛逃至美国。阿格兰涅茨在叛逃之前，已经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年时间，并向美国方面提供了克格勃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的间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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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国内局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导致大量克格勃官员叛逃。1990年，克格勃驻比利时情报站负责人伊戈尔·克钦斯基（Igor Cherpinski）叛逃。1991年，克格勃驻意大利热那亚上校军官谢尔盖·伊拉里奥诺夫（Sergei Illarionov）叛逃，并帮助西方国家情报机构掌握了克格勃在欧洲的情报网络。代号为“AVENGER”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叛逃官员，帮助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另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后者提供了有关罗伯特·汉森的情报。2000年或2001年年初，俄罗斯大使高级助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员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ykov）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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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的11名俄罗斯间谍网案是由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S部美国处副处长提供情报才得以破获。该部门负责从事非法间谍活动（区别于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情报活动）。该情报来源最初被认为是谢尔巴科夫（Shcherbakov）上校。不过，后来有报道称，美国方面早在谢尔巴科夫上校叛逃前就已通过亚历山大·波提耶夫（Aleksandr Poteyev）上校获得了相关情报，此人比谢尔巴科夫更早叛逃。被抓获的11名间谍被用于交换被俄罗斯关押的囚犯。2011年6月，莫斯科军事法院缺席判宣判波提耶夫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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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反情报信息来源是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人员的监控活动。1999年，有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安排大量人员在德国法兰克福监视伊朗情报人员活动，据信，伊朗情报人员将法兰克福作为在欧洲行动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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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或被推翻政权的情报机构流散的文件可能成为能够反映该政权或者其同盟成员实施情报行动和秘密采购活动的有价值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花费100万至15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一条来源手中获得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文件。相关情报帮助中央情报局确认了散布在全世界的数千名东德间谍，其中有些间谍已经转向为其他敌对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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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刚刚崩溃的伊拉克情报局获取了大量档案资料。根据2003年的一份报告记载，这些收获“有助于美国方面调查伊拉克采购武器的渠道网络，并掌握了从萨达姆政府获得经济资助的重要间谍的相关情况”。相关档案记录了所有伊拉克情报官员及其所经营间谍的姓名，这些档案文件如果首尾相接平铺有94英里长。200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分析了特别安全组织（Special Security Organization）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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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力来源和档案文件，技术手段搜集也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反情报数据。截获国内或驻外大使馆的通讯信息能够反映国内安全活动或对外情报活动。例如，美国与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截获苏联通讯信息，通过VENONA项目部分破译，取得了较大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至东德政权垮台期间，东德国家安全部是美国陆军驻柏林监听站的目标之一。最大可能是，许多国内安全部门的通讯，都是美国驻外使馆内特殊手段搜集局执行部门的目标。不仅如此，截获外国侦察卫星的信号也能够掌握这些卫星侦察目标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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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窃密行动也已经与其他传统情报一样被用于搜集情报，以掌握外国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通讯联系以及活动情况。即使外国情报机构的计算机未连接互联网，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也能够从这些电脑中获取信息——通过间谍人员下载相关信息，或者利用这些电脑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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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情报方面，卫星影像的价值低于人力来源、公开来源或通讯情报。但是，卫星影像情报可以反映情报和安全机构的精确的位置和布局。如果授权针对上述机构进行直接攻击，这些信息就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支持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侦察航拍情报确定了伊拉克特种安全机构地区中心的位置，美国侦察卫星拍摄到了该机构的指挥部和伊拉克情报局所在位置，并且反映了空袭前后的图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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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卫星成像情报也能够反映通讯设施和地面基站的现状和运营能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中国通讯设施、1981年和1983年发现的克格勃和格鲁乌的通讯情报收集站、以及苏联或俄罗斯的“GRU LOW EAR”系统接收天线。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图像解读中心1981年撰写的一份题为《苏联克格勃系统设施》报告，反映了苏联从事高频信号收集的31处站点，其中大部分在2012年5月前都还在发挥作用。该机构1983年撰写的关于克格勃通讯情报搜集站的报告，也反映了对11个站点的卫星影像分析结果。其后的报告提供了有关站点的名称、位置、天线和建筑物情况。该报告也记录了在上一份报告之后的新增建筑和在建工程情况。从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情况来看，即使在此份报告完成后的30年，大部分站点都还在发挥作用。2013年以来的其他的商业卫星图像与秘密卫星图像完全一致，能够反映中国方面设在昌吉市附近的卫星通讯拦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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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节者和情报员的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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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审讯有关叛逃人员的情况，是反情报机构的另一项使命任务。美国方面为俄罗斯、中国、尼加拉瓜、古巴以及多个东欧国家的叛逃官员提供政治庇护。自2005年起，有多名伊朗官员（阿里·莱扎·阿斯格里、埃米尔·穆罕默德·什拉兹上校）叛逃，并向西方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相关内容已在第十一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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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审讯能够通过叛逃人员提供的情报掌握政府部门（尤其是敌对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员配置、政策、能力和活动情况，以及叛逃人员在脱离原机构的活动情况。除了提炼有价值的情报外，负责审讯的人员还需要判断所获得情报的可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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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叛逃人员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必须判断叛逃人员所掌握情况的来龙去脉。在出现情报枯竭时，叛逃人员可能会夸大或造假。审讯工作之所以具有极高的复杂性，就是因为很多叛逃者都会保留有价值的情报，以换取继续提供保护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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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前官员的介绍，1989年叛逃的原克格勃官员谢尔盖·帕普申（Sergei Papushin）“经过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发现其掌握的有关克格勃反制美方措施的情报非常有限。对我们没有多大价值”。由于没有受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重视，谢尔盖·帕普申感到非常沮丧，但是又提供了一些情报并担保情报准确，以博取信任。这次他声称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只“鼹鼠”。不过，“随着审讯不断深入，谢尔盖·帕普申捏造的谎言不断被拆穿。他供述的情况都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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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判断叛逃者的忠诚度，会导致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情报搜集行动陷入瘫痪：一是无端怀疑会损害情报官员的职业前途；二是会导致无法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情报；三是可能会依据虚假情报进行决策或军事部署。1962年，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戈利岑（Anatoli Golitsin）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叛逃，加上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官员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对内部间谍的长期怀疑，据此情报发起了一场发现鼹鼠的调查，毁掉了多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职业生涯，引起了对其他多名克格勃叛逃官员的怀疑，也导致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秘密情报搜集行动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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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尔琴科案中，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官员和分析人员需要评估其究竟是后来改变主意的正常叛逃，还是苏联方面派遣的间谍。从1975年8月至1980年8月，尤尔琴科任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安全官，负责该使馆设施和苏联公民的安全、信息保密和审查外国旅客。1980年9月，他出任第一局K部门的负责人，直至1985年3月。他在这个岗位上负责调查有关克格勃人员的间谍嫌疑案件和有关该局的泄密案件。自1985年4月至7月，尤尔琴科任第一局副局长，该局负责在美大地区实施情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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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3个月后，尤尔琴科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的一次媒体会上露面，声称自己遭到麻醉绑架，而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隔离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菲德里克斯堡的安全屋里。按照尤尔琴科的说法，他是利用了追捕者的“短暂疏忽”的机会逃走的。事实上，他是从乔治敦的一所旅馆走出来的，根本没有受到中央情报局看守人员的阻挠。两天以后，美国官员拜访了尤尔琴科，以判断其是否受到胁迫，然后尤尔琴科乘坐飞机返回莫斯科，并在当地举行了两个小时的媒体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尤尔琴科和苏联官员指责美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之后有关尤尔琴科被处决的消息被证明是失实的，当时他被目击行走在莫斯科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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