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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与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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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对外国情报机构活动的反制作用。对敌对组织的渗透既能够收集情报，又能够破坏敌对组织的日常管理活动。1980年，波兰非军方情报和安全机构——波兰国家安全局（SB，波兰语词汇），开始通过硅谷工程师詹姆斯·D·哈珀（James D.Harper）收集保密信息。哈珀在一家南加州的国防部供应商工作，将掌握的总重一百多磅的保密报告出卖给波兰国家安全局，换取了25万美元报酬。相关文件中大部分是涉及导弹和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机密或秘密级文件，其中有1978年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研究》（报告终稿）、1981年的《美国弹道弹道防御特遣部队报告》、1978年由马丁-玛丽埃塔公司撰写的研究报告《大气层内非核武类杀伤技术需求及释义研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对波兰国家安全局的渗透发现了哈珀的活动。在被捕时，哈珀正准备再发出重达150磅至200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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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敌对情报机构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向第三国提供情报，促使该国对敌对情报机构的官员和间谍采取行动。在很多案例中，中央情报局会通过与友好机构的联络渠道自然地提供此类情报。例如，中央情报局曾向英国安全局提供了有关东德情报机构在英国活动的情报。派驻希腊的格鲁乌官员谢尔盖·布哈拉（Sergei Bokhane，代号为GTBLIZZARD）叛逃时，提供了至少3名希腊人参与苏联间谍活动的线索。其中有迈克·米迦罗科诺莫斯（Michael Megalokonomos）。在被抓获时，此人掌握一份密码本、一件缩微胶片阅读设备、一架能够接受专门频率的电台以及一本介绍如何发报的说明书。另一名被布哈拉指认的间谍名叫尼克斯·皮匹索利斯（Nikos Pipitsoulis），此人向苏联官员出售了一台电子设备，获取了4.3万美元的报酬。另外，在希腊国防指挥部负责数据分析的一名少校，将其所掌握的数据提供给苏联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布哈拉提供的上述线索转交给希腊安全部门，促使这3名间谍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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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相关信息也可能会提供给敌对国家。1983年春，伊朗共产党被取缔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伊朗的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政权及安全部门提供了一份苏联间谍和伊朗国内通敌者的名单。结果，18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200名嫌疑人被处决，伊朗共产党领导人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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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反制方法是运用双面间谍。对海军上校尼古拉·彼得洛维奇·阿尔塔莫诺夫（Nikolai Federovich Artamonov）的运用，是中央情报局操作但最终事与愿违的双面间谍行动。阿尔塔莫诺夫是苏联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巡洋舰指挥官，1959年在瑞典叛逃。阿尔塔莫诺夫后被海军情报办公室成功招募，之后前往美国。在审讯中，阿尔塔莫诺夫向海军情报办公室提供了有关苏联方面利用旅居人员从事情报搜集的信息、苏联核武器战略、苏联巡洋舰的反潜艇策略。后来，此人将姓名更改为尼古拉斯·沙德林（Nicholas Shadrin），在海军科技情报中心任翻译。1966年，沙德林调至国防部情报局工作，有苏联情报官员预期接触并试图实施招募。沙德林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自己受到招募的情况，而联邦调查局则说服其成为双面间谍（其本人最初很不情愿），假意接受苏联方面的招募，并故意向克格勃提供中央情报局篡改后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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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意为克格勃工作数年后，沙德林开始出境与其联络人会面。但是在1975年12月20日于维也纳会面后，沙德林再没有返回美国。据尤尔琴科的透露，沙德林在维也纳遭遇了苏联间谍绑架，在一辆四门汽车后排座上发生过厮打，但是后来被苏联间谍用氯仿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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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机构也会实施进攻性的反情报行动，针对“有嫌疑或者已知从属于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其他个人”进行打击，以反制“恐怖主义、间谍活动或其他能够威胁美国国防部安全的秘密情报活动”。此类行动既可能是运用被控制的反情报来源（CI controlled source），也可能是运用双面间谍。根据1982年陆军的一项相关规定，运用双面间谍“可能会采取非传统的措施和行动”。这些非传统的行动方式可能与军事机构已有的标准和方法发生冲突。因此，这些措施只有在获得反情报部门负责人或更高部门授权时才能够运用。2008年，一份国防部指导文件要求“经国防部部长命令批准组建联合反情报机构，有权授权实施进攻性的反情报措施”。该机构主要按照作战命令在冲突地区从事“策略性和操作性的反情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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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在美国军事机构的人员报告遭遇外国情报官员接触后，才能开始实施双面间谍行动。1984年，有481起士兵遭遇可疑的苏联情报官员或其支持者接触的情况。在反情报部门的指挥下，这些机构的人员会与外国情报官员保持联系，向其提供一些真假参半但看似有价值的低级别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由军事机构提供的。此类措施是故意向外国情报官员和间谍提供经得起鉴别的情报，以此消耗敌对机构的资源，也可获准提供一些有关美军能力和计划的假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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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招募行动的对象是亚诺什·斯摩卡（Janos Szmolka）准尉。此人从匈牙利移民前往美国，后加入美国陆军。1978年至1979年派驻西德时，斯摩卡获准前往布达佩斯探望母亲。在他第三次前往布达佩斯时，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主动会面，并提出保证为斯摩卡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以换取斯摩卡提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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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摩卡返回西德后向上级报告了上述情况。在此后的4年内，陆军反情报官员指导斯摩卡在欧洲和美国与匈牙利情报人员保持联系。1980年，通过正常的流转程序，斯摩卡被调回美国。1982年，美国陆军要揭露匈牙利在美国的情报网络，安排斯摩卡用密码信联系匈牙利人，称自己要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982年4月17日，斯摩卡前往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市的南方纪念碑附近，与一名匈牙利情报人员会面。联邦特工当时逮捕了这位名叫奥托·基尔伯特的（Otto A.Gilbert）匈牙利移民（已加入美国国籍），并起诉其从事间谍活动。基尔伯特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匈牙利情报机构的信息，以此换取了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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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外国情报官员的尝试可能会招募成功，至少也会引起目标机构对其产生怀疑。冷战后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实施的代号“COURSHIP”行动，意在招募克格勃和格鲁乌官员。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利用已掌握的有关苏联情报官员的信息以及心理分析结果，从中筛选招募对象。该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联邦调查局方面招募了格鲁乌官员瓦莱里·马丁诺夫（Valery Martynov），此人在中央情报局使用代号为“GTGENTILE”，在联邦调查局方面的代号为“PIMENTA”。埃姆斯和汉森都向苏联方面泄露了此案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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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治·特纳掌管美国中央情报局期间，该机构实施了针对伊朗情报安全部的干扰活动。该机构官员与伊朗情报安全部的官员接触——在大街上遭遇或任何机会——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或者提供情报。特纳认为，这种接触“毫无疑问会破坏一部分人的职业生涯”，不过偶尔也会产生情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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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和反制不仅针对外国机构的情报搜集行为，也会针对外国机构（军事和非军事部门都会实施相关活动）窃取技术的活动。“Farewell”提供的情报帮助中央情报局实施了一次针对克格勃“X条线”的行动，导致其窃取了伪造的产品，包括假造的计算机芯片、有缺陷的涡轮机以及有关隐形飞机和太空防御的假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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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报活动的技术支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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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报技术支持功能包括技术侦察对抗、测谎和可信度评估、行为科学、网络攻防。技术侦察对抗是指“发现、反制以及攻击多种用于非法获取保密和敏感信息的外国渗透技术”，其中包括用于探测办公室窃听装置、检测计算机是否被破坏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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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和可信度评估包括长期对情报界工作的雇员进行“测谎”，以此起到制止其不当行为、叛逃，或者鼓励其承认存在破坏行为。可信度评估是“利用现有以及潜在的技术和程序评估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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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包括研究参与间谍活动动机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行为表现。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编制的1993年1月号《反情报趋势》中收录了一篇《人们为什么做间谍：监狱研究项目报告》。该文在访谈25名被捕美国间谍的基础上，研究了这些人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该文提出，愤怒和报复是最常见的间谍行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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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攻防包括数据取证——为确定既遂或未遂计算机侵入残留的数据指纹进行的调查活动。网络漏洞评估，如其字面含义，就是发现计算机系统是否存在可能被攻击或破坏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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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十六章 秘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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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美国政府不便直接出面时，就以秘密行动的方式影响外国政府、重大项目、组织或个人，以服务美国对外政策。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期间，“公开或秘密行动”被频繁使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针对尼加拉瓜左派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的颠覆活动和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这种曾经被认为是秘密行动的做法已经公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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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国的秘密行动包括以下方面：（1）政策咨询和建议；（2）向个人提供经济资助；（3）向政治派别或团体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4）向劳工组织和企业等私营部门提供支持；（5）秘密宣传；（6）对个人进行培训；（7）经济行动；（8）为颠覆或扶植政权而采取的政治行动或准军事行动；（9）未遂的暗杀活动。准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等都是很明显可见的，一般被用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颠覆政权或者打击叛乱武装。很多幕后的政治活动和秘密宣传活动也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例如在选举中打击某一候选人或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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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易观察到的行动，如秘密宣传或者针对个别人员、组织的援助，一般是为了实现美国的长期目标以及反制苏联方面的同类行动，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的短期目标。进而言之，一些显而易见的行动可能在实施时就没有预期“成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开始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援助，当时就没有将促使苏联撤军预期目标，而仅仅是为了消耗苏联方面的资源，并且吸引国际社会关注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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