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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敏感的分类信息控制系统可能被认为过于敏感，不适于包含在无密级的指南中。因此，即使在绝密/代码词2013财政年度预算需求中，有一个条目只提及了“专用侦察项目”，尤其是考虑到与海军的联系，就是过去所谓的特殊海军活动的更为委婉的说辞。曾经有两个系统（或称号）与这类活动相关：特殊海军控制项目（Special Navy Control Program, SNCP），其包含使用潜艇进行情报搜集（包括在苏联领海内），还有MEDITATE，其包含与IVY BELLS类行动相关的数据。后来，“海军活动支持项目”（Naval Activities Support Program）和“国家情报总监的特殊准入项目”（DNI’s Special Access Program）分别取代了SNCP和MED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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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许多代码词，包括PANGRAM和VERDANT，显然与海军项目是相关的。有三个代码词不容置疑地相关，它们是AZORIAN、MATADOR、JENNIFER。第一个指代的是修复1968年沉没于太平洋，携带有核导弹的苏联K-129潜艇的项目。第二个指代的是从未启动的修复第一项工作遗留碎片的第二项工作。最后一个是用于控制与AZORIAN相关信息的控制系统的代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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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代码词则与秘密行动或反恐活动相关。一个“9·11”之前的代码词SPECTRE涉及有关恐怖分子活动的情报。两个控制秘密行动项目信息的代码词是VEIL（20世纪80年代期间）和PEARL。一份被定为绝密的PEARL命令，授权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在阿富汗开展“自由而充分”的工作。与定点清除基地组织成员相关的代码词包括SYLVAN和MAGN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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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词GREYSTONE（GST）包含了中央情报局各种引渡、审讯和反恐项目。它有十多种次级分类，每个被指定一个数字（如GST-001）。在GREYSTONE的所有分类中，有与中央情报局的黑狱和涉及运输犯人的后勤（包括飞机）相关的多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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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码词表示敏感的分类信息的分类的同时，还要用标示符号来控制情报信息的散播。某些标示符号规定“信息散播和提取受控于原作者”（ORCON），或者该信息不得向外国公民公布（NOFORN）。1995年，一份中央情报主任令解释称，NOFORN应该被用于这样的情报，即一旦被外国政府或公民获知，“会使情报来源或方式陷入危险，或者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当属于NOFORN材料——1977年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以色列》——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被没收后即被公之于众，使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非常尴尬，因为该报告宣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为了获取敏感信息，对美国政府雇员进行勒索、窃听、电话窃听，并试图进行贿赂。以色列一名发言人宣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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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散播控制表明了一个特殊国家（以三字符来指代）、一组国家或组织接收情报的特定项目的资格。因此，只能告知加拿大和英国的绝密特殊情报会被标示为TOP SECRET//SI//REL TO CAN GBR。如果这类情报可以向所有“五只眼”情报联盟国家公布，它将会被标注为TOP SECRET//SI//REL TO FVEY。因此，国家安全局特殊来源行动的1张幻灯片“以PRISM（US-984XN）为基础的报告：2012年1月-5月”被划分密级为TOP SECRET//SI//ORCON/NOFORN，而有关遵从极小化程序内容的USSID SP0018则是SECRET//SI/REL TO F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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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信息的准入还涉及人员和身体安全的政策，尤其与敏感的分类信息相关的。传统上，要想获得绝密信息准入必须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这个逻辑是，如果要拒绝绝密准入，需要找出存在的明确特性或个性缺陷，而这些缺陷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当涉及敏感的分类信息时，不能容忍任何风险，那些获得绝密准入的个人也可能不能获得敏感的分类信息准入的批准”。1991年10月21日的第63号国家安全指令，建立了单领域背景调查实践，其允许为绝密和敏感的分类信息的背景调查设定同样的最低标准。但该指令没有禁止敏感的分类信息准入实行更严格的要求。因此，敏感的分类信息的筛选面试可以深入到某个人的家庭、财政、性、毒品、犯罪、政治、旅行、精神健康和身体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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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情报界指令及其派生材料论述了涉及敏感的分类信息的人员和身体安全。第703号情报界指令《对有密级的国家情报的保护，包括敏感分类信息》规定保护有密级的国家情报不被非授权披露的政策，包括敏感的分类信息。它还详细说明了实施该政策的步骤，界定了情报界官员的角色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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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日的第704号情报界指令《管理敏感分类信息和其他受控准入项目信息的准入资格的人员安全标准和程序》，提供了国家情报总监对该主题的指导原则。它授权情报界各单位的主管，根据该指令中陈述的总体政策、人员安全标准、标准的例外和各类官员的职责，来批准敏感的分类信息的准入。签发于同年10月2日的1份情报界政策指导方针文件涉及了敏感的分类信息准入的拒绝或撤消，并且包含1份文件和信息说明，这些文件和信息将在准入被拒绝或撤消时提供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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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于2010年5月的第705号情报界指令则关注存储敏感的分类信息的设施。它陈述了与设施相关的国家情报总监的政策，包括“所有敏感的分类信息必须经过处理、存储、使用或讨论”，“所有敏感的分类信息设施在被用于敏感的分类信息处理、存储、使用或讨论之前要经过认证”。签发于2010年9月的情报界标准（ICS）705-1《敏感分类信息设施的物理和技术安全标准》和ICS 705-2《敏感分类信息的认证标准和互用标准》中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指导原则。标准705-1包含了授权、目的、适用性、互用、风险、管理、敏感的分类信息设施策划和设计、物理和技术安全标准、豁免、行动和管理、角色和职责。技术安全标准部分包含了边界安全、准入控制系统、入侵探测、无密级电信系统和便携式电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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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二十章 美国情报界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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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特别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一些行为，成为近年引发激烈争议的焦点。在爱德华·斯诺登向新闻界披露文件后争议尤甚。争议之一是美国情报行动的范围，涉及这些行动的目标及情报搜集的手段。另一项争议涉及中央情报局打击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所使用的手段，包括定点清除、引渡和强化审讯手段及其法律正当性。中央情报局与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就该委员会报告中披露中央情报局引渡、囚禁及审讯手段的争斗，成为近来争议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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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搜集美国个人使用电话和互联网数据的行动，也是引发激烈争辩的话题。这些搜集数据行动的范围及相关的符合宪法问题，成为调查和评论的关注点。斯诺登披露文件所引发的一个相关问题涉及国会监督情报工作的实质，特别是有关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能够提供对于情报界行动的批评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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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就非授权披露国家安全机密的连续争斗，最新上演的一幕就是斯诺登案和奥巴马政府对泄密者和新闻工作者所采取的空前的法律行动和调查。另一个并非毫不相干的问题是透明度，即美国政府或情报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向公众披露了解情报工作的信息，不管是主动披露还是按照《信息自由法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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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在有些方面，比如限制个人隐私和公众自由，拒绝行动或决策的透明度，并非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所独有，这是深入了解美国情报界一些做法的前提。确实，这些问题对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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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世界的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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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美国尤其是其特殊手段搜集局，一直监听德国首相默克尔的手机联系，是斯诺登引发的最大争议的披露事件。美国针对其他122位外国领导人通信的相同行动也是争议的起因，争议的内容主要是目标人物的身份及其表达反对这种行动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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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反对声音，尤其是德国，来自这样一个前提：盟国之间不应互搞间谍活动。然而，情报史载明，不仅对盟国（至少对大多数盟国）的间谍活动并非没有先例，而且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与以色列虽是战略盟国，针对对方的情报搜集行动却已持续了数十年。约纳森·杰·波拉德案即是以色列这类行动最为人知的事件。其他方面也时常有报道，包括以色列搜集科技情报的活动。2015年年初，有报道称，以色列针对美国-伊朗核谈判开展了对通信和个人的情报搜集行动。而美方则利用间谍卫星和间谍飞机对以色列的军事与核设施进行拍照，并利用信号情报搜集卫星和特殊手段搜集局据点来截获以色列的通信活动。在门维斯山监测站出现“特别阿拉伯语”（又称希伯来语）译员，即说明美国针对以色列的通信活动利用了空中信号情报搜集卫星资源。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在以色列大使馆安装了窃听器。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还从以色列国防军获得至少一名内线的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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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最亲密的盟国，美国安全利益也许需要针对位于某盟国的目标进行情报搜集行动，不管目标是政府还是私人。从该盟国获得必要协助也许是不可能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出于安全和法律机构的法律限制，实力亦或资源限制，政治限制，或者是利益冲突。就德国案例而言，该国情报部门不被允许与美国分享可能用于无人机打击的信息。也许还有其他疑虑，如某盟国不能完成其军事承诺或保护与其分享的敏感信息，或者该国正在计划发动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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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限制之外，德国还提供了一些案例来说明美国偶尔单方面采取针对德国目标的情报行动。“汉堡细胞”这两个词提醒人们，攻击美国的“9·11事件”的某些关键参与者，正是身处德国某城市时策划这一袭击行动的。数年之后，在2003年临近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德国联邦情报局在一名伊拉克叛逃者问题上欺骗了中央情报局。该叛逃者代号为“曲线球”，其供词似乎证实了美国对伊拉克生物武器行动的指控。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欺骗行为包括虚称该叛逃者仇恨美国，而且不会讲英语。此外，德国一些公司一直愿意向伊朗和伊拉克出售先进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伊朗和伊拉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至少有一家德国公司被披露“为伊朗公司做成价值10亿美元的生意，这些公司与伊朗的常规军事和弹道导弹采购项目有关，包括被美国、联合国和欧盟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德国公司也许还帮助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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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德国或其他“五只眼”同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之外国家的每个可能的目标，都可接受或适用每一种情报技术。任何一个特定国家都包含多层次的潜在目标类型，如领导层、军事通信渠道、恐怖分子组织，以及专长于某种技术的公司。每项分类中都有特定的潜在目标。与此同时，多种级别的情报技术可用来搜集情报，如影像、信号情报搜集卫星、测量及特征信号，还有人力情报。这些级别包含大量不同的技术。如信号情报搜集卫星可从太空、设在大使馆的监听站，或者置于住宅内（包括卧室）的音响设备，远距离截获情报。人力情报则可从政府某部的低级成员或者某总理的一名职员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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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选择可由一个大型矩阵来描述，即以各种技术手段对应国家和目标。对每一个选中的“细胞”，都要做出是否采取行动的选择。事涉盟国的许多情况，当目标涉及监听某亲密盟国首相的电话时，不采取行动的决定也许最为恰当。但这并不意味着采取行动的决定对该首相所处国家的另一个目标不恰当，例如与伊朗做生意的某德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样，在某盟国的国防军队中使用内线是顺理成章的，而在其总理办公室中埋伏特工则被视为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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