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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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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起源于基督教中耶稣对弟子的教诲，成形于新教的“因信称义”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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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史上，最先提出政教分离原则的是耶稣。据《圣经》记载，在回答法利赛人提出的是否应该向皇帝纳税的问题时，耶稣回答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众所周知，恺撒是耶稣时代罗马皇帝的称呼，在这里，恺撒代表世俗政府，上帝代表宗教，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归政府，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被后来的新教徒认为是政教分离原则的教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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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基督教徒忠实地执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从来没有尝试去干涉政府的世俗权力，或者尝试去让教会行使政府的权力，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仅仅作为民间信仰在社会流传。到了罗马帝国的晚期，从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开始，基督教成了国家支持和维护的宗教，开始了与政权的结合。以后的皇帝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可利用价值，开始尊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代的政教结合，还仅仅是政权对教权的干预，反映着基督教作为民间信仰承受政权压迫的传统，政权力量优越于教权，教权则对皇权的世俗事物尚无实质的影响，皇帝除了在精神上受宗教的影响之外，不让教会人士干涉世俗的统治，也不会给教会以世俗的权力。比如在君士坦丁时代，君士坦丁就称自己为主教中的主教，并且在君士坦丁的主持下，教会平息了教义的争论，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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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了天主教时代，天主教的教义中因为包含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以及因为欧洲的王权的宗教结合的需要，基督教开始了与政权的密切结合，王权的代表者往往就是教权的首领，执掌和管理着教会，或者教会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世俗权力，成为近似于政教合一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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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成为政教合一的宗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中包含有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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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天主教尽管起初受奥古斯丁的教义诠释影响很大，但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接受了帕拉纠主义（Pelagianism）的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人能“因行为称义”，意思是人通过善行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即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善行、赎罪行为等来获得救赎。因此，天主教在其宗教实践中，非常注重人的行为的公义性，注重信徒的修道修养，要求信徒行善、做好事、多捐款。极端的例子，是在中世纪天主教发行的赎罪券，那时，天主教让人相信，人可以通过买赎罪券而获得灵魂的救赎。教士说：“当听到钱进箱子的叮当响声的时候，一个灵魂就因此得救了。”此外，天主教还注重礼拜时烦琐的宗教仪式，认为遵守这些仪式也是得救的必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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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相信“因行为称义”，相信行为的正当是得救的手段，因此，天主教倾向于严厉地约束信徒的行为。中世纪的修道院要求修道士进行刻苦的修行，遵行严厉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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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因为“因行为称义”的教义，教会也渴望能够在社会上约束世俗百姓的行为，以使世人能通过善行获得救赎，以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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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渴望经常变成对权力的渴望，因为只有政权才具有约束百姓行为的权力。这是教会与政权结合的思想基础，也是教权当初渴望与政权结合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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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局面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政教结合的过程，有着很复杂的因素。在天主教方面，人“因行为称义”的教义，是促使政教合一的教理基础；在政权方面，也有着与教权结合的渴望，因为通过君权神授的理论可以获得政权的正统性。两个可以相互利用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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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基督新教的英文字意Protestantism所表达的一样，作为天主教的抗议派而产生的新教，在“人因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问题上，也有着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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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义是人“借着恩典，因信称义”，就是主张人“本着恩典，因着信仰，被神救赎”。这个教义引导信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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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义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药的堕落，所以人的行为都带有罪性。人做一件好事或一些好事都不能掩饰其行为或人的整体的罪性，甚至所谓好事也往往出于人的自利、自满、自傲等罪性，也不是真正的好事。比如，有许多人的捐助或施舍或帮助他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自我宣传，而不是来自内心的真正的善行等等。因此，人仅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摆脱不了罪性，也就摆脱不了灵魂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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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义说，人的称义和获得救赎，依靠上帝的恩典。救赎来自上帝，来自于上帝对人的怜悯。从人的堕落程度来讲，虽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得到救赎，但上帝对人有充分的恩典，有充分的怜悯，上帝将救赎作为一种恩典赐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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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救赎怎样体现呢？这个教义说，救赎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就是，上帝作为人子，降临于世，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死一回，替他们赎罪；并且将圣灵赐给信仰上帝本身替人赎罪这一事实的人，让他们靠着这个信仰，得到来自上帝的圣灵，使他们因圣灵充满而弃绝罪性，并在内心长出圣洁的新生命，成为再造的新人，从而使身体和灵魂获得救赎。这个救赎意味着身体不再受罪念的困扰，而灵魂则可以不死，并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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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们“本着恩典，因为信仰”而被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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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罗马书》说“义人因信而生”，人“因信称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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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反对并批判天主教的“人能通过赎罪善行等行为”获救的思想，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说：“任何没有信仰的行为，都将受到诅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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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人“因信称义”和“信仰乃是上帝的恩赐”的教义，使得新教不倾向于约束人的世俗行为，因为在新教看来，善行来自于信仰，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的结果。人去约束人的行为是没有用的，天主教的实践证明是约束不了的，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让人行善。因此，新教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没必要遵守教义上的清规戒律的，有了上帝赐予的圣灵，人的行为自然就体现了上帝的善，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保罗说，“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自由”[4]，指的就是基督徒摆脱宗教律法约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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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因为不倾向约束人的行为，也就缺乏与政权结合的欲望，缺乏获得世俗权力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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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信称义”的教义导致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予的，是上帝亲自做工的结果，那么，信仰在本质上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事，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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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教这个教义还导致了信仰的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主义认为，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予的，那么，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就是个人，个人才是上帝所赐信仰的载体，个人的灵魂是上帝拯救的对象。上帝通过圣灵在个人心灵做工，个人也通过圣灵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样，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不再存在神父等中间环节，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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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意味着，在信仰上，除了《圣经》和圣灵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和信靠，无论政府还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政府和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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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政教分离。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德通过对耶稣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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