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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局面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政教结合的过程，有着很复杂的因素。在天主教方面，人“因行为称义”的教义，是促使政教合一的教理基础；在政权方面，也有着与教权结合的渴望，因为通过君权神授的理论可以获得政权的正统性。两个可以相互利用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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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基督新教的英文字意Protestantism所表达的一样，作为天主教的抗议派而产生的新教，在“人因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问题上，也有着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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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义是人“借着恩典，因信称义”，就是主张人“本着恩典，因着信仰，被神救赎”。这个教义引导信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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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义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药的堕落，所以人的行为都带有罪性。人做一件好事或一些好事都不能掩饰其行为或人的整体的罪性，甚至所谓好事也往往出于人的自利、自满、自傲等罪性，也不是真正的好事。比如，有许多人的捐助或施舍或帮助他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自我宣传，而不是来自内心的真正的善行等等。因此，人仅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摆脱不了罪性，也就摆脱不了灵魂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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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义说，人的称义和获得救赎，依靠上帝的恩典。救赎来自上帝，来自于上帝对人的怜悯。从人的堕落程度来讲，虽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得到救赎，但上帝对人有充分的恩典，有充分的怜悯，上帝将救赎作为一种恩典赐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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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救赎怎样体现呢？这个教义说，救赎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就是，上帝作为人子，降临于世，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死一回，替他们赎罪；并且将圣灵赐给信仰上帝本身替人赎罪这一事实的人，让他们靠着这个信仰，得到来自上帝的圣灵，使他们因圣灵充满而弃绝罪性，并在内心长出圣洁的新生命，成为再造的新人，从而使身体和灵魂获得救赎。这个救赎意味着身体不再受罪念的困扰，而灵魂则可以不死，并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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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们“本着恩典，因为信仰”而被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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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罗马书》说“义人因信而生”，人“因信称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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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反对并批判天主教的“人能通过赎罪善行等行为”获救的思想，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说：“任何没有信仰的行为，都将受到诅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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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人“因信称义”和“信仰乃是上帝的恩赐”的教义，使得新教不倾向于约束人的世俗行为，因为在新教看来，善行来自于信仰，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的结果。人去约束人的行为是没有用的，天主教的实践证明是约束不了的，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让人行善。因此，新教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没必要遵守教义上的清规戒律的，有了上帝赐予的圣灵，人的行为自然就体现了上帝的善，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保罗说，“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自由”[4]，指的就是基督徒摆脱宗教律法约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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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因为不倾向约束人的行为，也就缺乏与政权结合的欲望，缺乏获得世俗权力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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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信称义”的教义导致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予的，是上帝亲自做工的结果，那么，信仰在本质上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事，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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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教这个教义还导致了信仰的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主义认为，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予的，那么，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就是个人，个人才是上帝所赐信仰的载体，个人的灵魂是上帝拯救的对象。上帝通过圣灵在个人心灵做工，个人也通过圣灵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样，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不再存在神父等中间环节，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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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意味着，在信仰上，除了《圣经》和圣灵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和信靠，无论政府还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政府和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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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政教分离。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德通过对耶稣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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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王国，教会管的是属灵的领域，教会通过传播福音，来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性。政府管的则是世俗的领域，政府通过扬善惩恶来保证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不可能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政府的唯一任务是专注世俗的秩序，教会的唯一任务则是宣讲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们两者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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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信仰自由。既然“信仰是上帝的恩赐”，来自于上帝，那么，个人和团体就不能限制别人的信仰。新教徒说，当年耶稣在传播福音的时候，对不信者也并没有强制，他只是通过教训和传道让人们悔改，并没有诉诸任何强制力。马丁·路德在给德意志亲王的信中说：“政府的职能不是禁止或教导人们宣讲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福音还是谎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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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对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执着，还源于自己在天主教统治下遭受长期迫害的体验，以及对天主教长期政教合一体制所带来弊端的反省。这些弊端，在新教徒看来，都有害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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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教合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宗教迫害，而宗教迫害会使信仰带有屈从或伪装色彩，从而有损信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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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获得政权的支持之前，内部的正统与异端的斗争仅限于教义的争论，并没有血淋淋的宗教迫害。在原始教会时期对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排除，在教父时代的“三位一体”信仰的确立，都没有伴随对异端的肉体的压制。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因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教义之争逐渐演变为宗教迫害，教会的控制者为维持自己教义的正统性开始用暴力对待异端。在中世纪，天主教获得了对欧洲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绝对支配权之后，宗教迫害发展为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所有持异见者的全面压制，魔女裁判、异端裁判、火刑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中世纪末期，基督新教因为对天主教的世俗以及神学权威提出了抗议和挑战，成了天主教剿杀异端的最大规模的牺牲品。在几百年的天主教对基督新教的迫害中，有大量的新教徒被屠杀，仅在1572年8月23日一个夜晚，新教的胡格诺教派就在巴黎被天主教的国家势力屠杀了2000多人。英国著名作家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写的《信仰的力量》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法国天主教徒动用国家力量对新教徒实施的迫害，上万人被屠杀、流放、禁锢，或被剥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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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中，虽然有许多新教徒为信仰不屈地献了身，但也有许多新教教徒为保全生命或财产，不得不宣布放弃了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但实质上，这些教徒中，有许多人仍然保守着自己的新教信仰和新教的宗教仪式，背着人群举行自己的宗教聚会；或者虽然被武力迫使放弃了新教信仰，但也因无法回归天主教而找不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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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教徒们在长期的遭受迫害的历史中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强制只能使信仰带有伪装或屈从色彩，不是来自灵魂的真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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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教合一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教会与政权结合会产生巨大的世俗利益，而这种世俗利益会使得信仰趋于形式化和带有功利主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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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作为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相互交换和利用，教会赋予了统治者以正统性，政权则给了教权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世俗的好处和财富。教会因为与政权的结合而成了社会的特权机构，教权阶层也成了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层。随这种现象而来的，是教会向功利主义机构的蜕化以及信仰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许多教士也变成了趋利好财之徒，而不再是神的仆人。比如，原先在宗教仪式中许多代表信仰的活动变成了赢利指向的行动，当时的发行赎罪券和一些其他的宗教行为，直接就是赚钱的行为，某教皇在过足了荣华富贵的日子之后，在死之前竟声称自己实际上并不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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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因此也认识到：国家权力与宗教结合会导致权力对信仰的腐蚀，权力派生的世俗利益让灵魂直接成了世俗利益的奴仆，信仰由此变成了通向世俗利益的阶梯，而不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受权力腐蚀的信仰只能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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