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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倾轧，但因为美国参战而带上意识形态色彩。现在，英、美、法等国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争”，否认这场战争起初的帝国主义性质，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反映了美国当初参战的动机，反映了美国的参战对战争性质的影响。实际上，通过这次战争，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佐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欧洲世界产生了众多的民主制国家。所以，一战的结果，客观上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也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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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乘着胜利，乘着通过一战赢得的令人瞩目的新兴大国的地位，开始在国际政治中表达它的美国意识形态，这就是著名的威尔逊主义，也就是威尔逊十四条。威尔逊主义是在一战后和谈期间提出来的，是指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战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秩序而提出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反对进一步殖民地划分、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人权、民族自治、和平主义等等。就其内容看，威尔逊主义带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色彩，一反当时的帝国主义潮流，使盛行于世界几百年的帝国主义炮舰外交遭到了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人权主义的挑战，这在当时的帝国主义时代有着很不平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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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主义在一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没受到尊重，并且因为纳粹的崛起和新帝国主义潮流的涌动而受到嘲弄和蹂躏，但是，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影响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逐渐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影响来。二战后，随着殖民地人民斗争的胜利，西方世界也在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宣告帝国主义时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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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出身于牧师家庭，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在国内外政治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威尔逊主义的提出，以后美国的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实利的外交常被称以威尔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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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在欧洲是由在一战中失败的德国发动的针对战胜国的复仇之战，也是独裁的法西斯国家集团与民主国家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美国基于其意识形态，又一次充当了民主主义保护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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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初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欧洲以及亚洲的战火都燃烧不到美洲，美国是一个隔岸观火的角色。如果仿效帝国主义国家的手法，美国人也可以扮演一个火中取栗或趁火打劫的角色，当时仍在主导世界的帝国主义分赃逻辑和实力逻辑，给了美国这样的机会，美国当时是生产总值世界第一的强国，当时的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慑于美国的实力，避免将美国卷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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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Adolf Hitler）作为一个战略家，在取得欧洲战场胜利之前，他一直避免与美国这个大国发生冲突，虽然他憎恶美国的民主主义，并且将美国列为最后一个要“狠狠揍”的国家，但在解决欧洲事务前，希特勒避免与美国这个巨无霸对抗。二战爆发后，希特勒为稳住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和自身的演说，多次向美国示好。甚至在美国开始利用中立国身份为反纳粹国家运送作战物资之后，纳粹也极力克制，不敢对美国有所为。当时负责大西洋战役的德国雷德尔将军要求希特勒依照国际惯例，对美国船只进行截夺，遭到希特勒的压制；德国军舰遭到美国军舰开火后，德军要求反击，也被希特勒拒绝。1941年7月，美军接替英军占领了冰岛，帮助英军作战，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战争，德军也认为这是美军的参战行为，要求“有权在必要时可以在护航时击沉美国货船和攻击美国军舰”[15]，希特勒没有同意，只下令将冰岛不再划入战区，以避开美军。罗斯福下令美国军舰见到德国船只就开火，希特勒则在纳粹长老聚会上对此回答说：“罗斯福命令他的船只一经发现德国军舰立即开火，我要求我的军舰遇到美国船只不要开火。”[16]为避免美国参战，希特勒对美国表现出极大限度的忍让和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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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亚洲为保住长期侵略中国获得的实利，也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为稳住美国，让其不要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日本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四大块，大东亚圈、欧洲圈（含非洲等殖民地）、美洲圈和苏联圈（含印度、伊朗），由当时的列强依据历史既成事实和地理优势来予以瓜分。其中，大东亚圈自然被考虑为是日本的，美洲圈则被考虑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不独占太平洋利益，并承诺保证美国的在华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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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看到了当时的另一强国苏联与德国一道瓜分了波兰，于是幻想美国能与它做交易，而在东亚采取绥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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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除了忍让和利诱之外，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还结成了三国同盟即轴心国，旨在威胁美国不要干预欧洲战争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轴心国联盟意味着，美国一旦与这些国家交战，将面临两面作战的局面，三个国家的领导人相信，美国绝对不敢冒这个险。轴心国缔约后，纳粹外长里宾特洛夫警告说，如果美国参战，“美国不得不与超过两亿五千万的三国人民的团结的力量作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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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拒绝与德国或日本独裁阵营做帝国主义式的交易，也不理睬轴心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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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阵营，在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之后，美国要求这两个独裁国家做出不再进一步侵略的保证，并且列出了不得染指的31个国家的名字。在德国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之后，美国对民主阵营给予大量支持，罗斯福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军火库”[18]，美国提供军火战略物资给民主阵营，并用军舰护送作战物资到欧洲目的地。1941年，美国驱逐舰“涅布拉克号”在大西洋向德国潜水艇发射深水炸弹。同年，美军占领冰岛，进入欧洲战区，让冰岛成为援助欧洲民主阵营的基地。还是同年，罗斯福下令，一经发现德国舰只，美国军舰可以立即开火。这实际是向德国不宣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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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军国主义，美国起初要求其从中国东北之外地区撤兵，并在东北地区不搞事态扩大化。随着日本侵华的升级，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的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000万、1亿、2亿美元的贷款。在日本出现南进迹象时，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的战争机器无法继续运转。在日本抛出橄榄枝，提出四大区域瓜分世界、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在华利益等条件后，美国仍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次包括了从日本经营多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撤军，这其实是要求日本放弃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来所掠夺的所有权益，自然是日本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与日本开战之前，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以义勇军的方式组织美国军人加入飞虎队，来华帮助对日本作战，日本政府就此抗议，美国政府则对此故作不知，后来与日本开战后，美国政府索性将飞虎队编入了美国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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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种支持中国抗战，要求日本从中国包括东北地区撤军，并且卡断日本战争补给的态度，使得日本军阀认识到，美国是不可能在日本容忍的条件下与之达成交易的，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如果维持现状，那就如同坐以待毙，必死无疑。如果与美国决一死战，虽然胜算不大，但如若侥幸战胜，那么日本就会全线盘活，既可确保近半世纪在亚洲掠夺的利益，也可进而控制太平洋地区，获得石油等战争资源。东条英机在与当时的反对派争论是否应该向美国开战时说：“有时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水台往下跳。”[19]清水台是日本的自杀胜地，这句话反映了日本军阀的愤懑和赌博式心理。此后，军阀主导了政治，然后，军阀们铤而走险，发动了赌博式的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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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就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予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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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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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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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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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人具体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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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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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南。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中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值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就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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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0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做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诟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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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做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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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仍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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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赢得选票，与老布什竞选时，克林顿批评其在人权问题上“软弱”。掌权后，克林顿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在任八年，克林顿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索马里，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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