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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军国主义，美国起初要求其从中国东北之外地区撤兵，并在东北地区不搞事态扩大化。随着日本侵华的升级，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的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000万、1亿、2亿美元的贷款。在日本出现南进迹象时，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的战争机器无法继续运转。在日本抛出橄榄枝，提出四大区域瓜分世界、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在华利益等条件后，美国仍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次包括了从日本经营多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撤军，这其实是要求日本放弃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来所掠夺的所有权益，自然是日本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与日本开战之前，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以义勇军的方式组织美国军人加入飞虎队，来华帮助对日本作战，日本政府就此抗议，美国政府则对此故作不知，后来与日本开战后，美国政府索性将飞虎队编入了美国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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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种支持中国抗战，要求日本从中国包括东北地区撤军，并且卡断日本战争补给的态度，使得日本军阀认识到，美国是不可能在日本容忍的条件下与之达成交易的，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如果维持现状，那就如同坐以待毙，必死无疑。如果与美国决一死战，虽然胜算不大，但如若侥幸战胜，那么日本就会全线盘活，既可确保近半世纪在亚洲掠夺的利益，也可进而控制太平洋地区，获得石油等战争资源。东条英机在与当时的反对派争论是否应该向美国开战时说：“有时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水台往下跳。”[19]清水台是日本的自杀胜地，这句话反映了日本军阀的愤懑和赌博式心理。此后，军阀主导了政治，然后，军阀们铤而走险，发动了赌博式的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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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就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予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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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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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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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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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人具体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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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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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南。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中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值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就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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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0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做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诟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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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做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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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仍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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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赢得选票，与老布什竞选时，克林顿批评其在人权问题上“软弱”。掌权后，克林顿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在任八年，克林顿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索马里，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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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以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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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时代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推进新一轮美国世纪计划委员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部长拉姆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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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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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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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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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上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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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Building），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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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经常引用的保守主义政策成功的实例，是美国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改造。二战后，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是被美国摧毁后，在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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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伊拉克也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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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其目标也是在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体系，推销并保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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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担任过国务卿，并对现代的美国外交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基辛格（Herry Alfred kissinger）做了一个明了的概述，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他在《外交》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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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世界维持和平的最为传统的方法，是维持力量的平衡。但是，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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