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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欧美人的名字都是家姓在后名字在前，反映了中世纪的个人完全从属于家庭的遗风。比如夏尔·戴高乐，表示是高乐家的夏尔，“戴de”字在法语中表示从属。马克思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冯von”，强调的也是威家的燕妮。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名字放在家姓的前面，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强调个人优先，是外国个人主义的表现，其实是将中国的语序生套到欧洲语序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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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家庭这个团体也被淹没在封建庄园这个大团体中，家庭作为庄园的一个生产单位从事生产，多数的情况，个人作为某家庭的一成员，在身份上同时隶属于庄园主，为庄园主做工，向庄园主效忠，同时受庄园主保护。庄园往往具有武装，对外可以作战，对内则可以实施刑罚，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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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个人也埋没于团体之中，与团体纽带关系紧密，通过团体来生存。城市的这种典型的团体是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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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在个人的信仰生活中也没有“个人”这个概念，人们的信仰依赖于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在中世纪，教会被认为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信徒只有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圣经》也只有教会才能持有，个人不允许持有《圣经》；解读《圣经》也只有教会才有权力，个人不许妄自解读《圣经》；灵魂的救赎被认为只有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如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等等。个人的存在在信仰活动中完全被无视，在信仰生活中“个人”是不存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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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是“个体”、“个人”意识完全没有觉醒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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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中世纪这种团体埋没个体的局面、首先让人产生个体意识的，是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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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述，基督新教是作为反叛中世纪天主教信仰而产生的，因此有着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的教义和做法。基督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认为，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通过教会活动来获得救赎，也就是说，人的永恒的生命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而不是通过某个教会来获得。既然是通过信仰来获救的，而信仰本质上是个人灵魂的事，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发生的关系，那么，个人的信仰就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新教教义在信仰生活中强调个体个人，把个人当做信仰生活中的主体，个人被认为无须通过教会这一中介，自然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中的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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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的运作方式上，新教也强调个人的灵修，注重个人的灵命的增长，信徒被允许并被认为应该读《圣经》，教会领袖不再垄断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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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中世纪，就首先从宗教界产生了不再依附于团体的“个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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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识的产生，促使了人权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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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被当做是小《圣经》，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圣经》的思想，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一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被认为是像父亲一样爱着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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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的“个体”思想产生之后，神爱世人的教义，被理解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人”不再是抽象的人，或某集合概念的人，而成为具体的个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的思想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爱的载体，上帝的爱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价值和福祉，都为上帝所关注。耶稣说，上帝不愿意失去他任何一只羔羊，一百只羔羊中丢掉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回来。耶稣的话是“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教理依据。美国思想家马格利奇（Muggeridge）说，“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健康的，聪明的或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像福音书所说，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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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权思想的源头。人权思想的本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个人的权利，只有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强弱幼壮，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权利都受到保障的时候，这才是贯彻了人权思想。任何一个人或一种人的权利受到忽视，都是对人权整体的污损。只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的思想是特权思想，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把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人从人权保障对象中剔出来，是歧视思想，也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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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意识”与“神爱世人”的思想的结合，也催生了个人主义。既然神爱每一个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对象，是承受神爱的载体。对每一个人的爱体现在对个人的爱上，个人福祉的实现才是上帝的爱的体现，个人因此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造的是个人，以后产生的团体应该是为人的目的而存在，为实现人的福祉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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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个人与团体的关系而言，个人应该优先于团体，是团体的目的，而不应该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目的。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起源。个人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它认为，就广泛的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个人的福祉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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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家千宁（W.Channing）对个人主义做了个经典阐述，他说：“人生而有种种权利，就事物的秩序来讲，他们先于社会而存在，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为社会提供了人的能力，个人，乃是各种社会制度的伟大目标之所在。”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为个人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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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上的个人主义浸润欧洲社会，逐渐发展成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以及文化上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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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上，它允许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所长和资源来与社会交换，以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最充分地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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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则催生了人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又催生了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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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人的价值被认为是最根本的价值。人本主义是宗教个人主义的产物，与宗教上的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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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区别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依然遵循神本主义，认为神才是中心，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人本主义则抛去了神的地位，是世俗化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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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大众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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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个人主义颠覆了人类自有史以来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就被认为高于个人，国家的利益被认为代表了个人的利益，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附属，随时应该为国家献身。柏拉图说“国家是正义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国家，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2]，亚里士多德认为，家族优先于个人，国家则优先于个人和家庭，并在所有领域具有统制性干涉权利。天主教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奎那说，国家出于神的意志，对国家的服从是良心的义务。近代的黑格尔说：国家是道德的最高体现，是自我意识的道义实体，是最普遍的善，是自在自为的神圣的存在，是地上的神，绝对理念通过国家在地上达到了最高的自由，人类的历史就是国家的真正的实现。[3]个人在黑格尔那里，应该成为普遍者（国家）的牺牲品。众所周知，黑格尔思想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哲学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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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看法正相反，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才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个人的完善才是这个世界的至善。所有团体都是为个人服务的，个人优先于团体，不能给个人带来福祉的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国家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团体，也应该是为个人的福祉而设立的。个人对于国家这个团体来说，国家是实现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手段，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服务，承揽和完成个人在群体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团体内部的卫生、治安、济贫，团体对外的安全等等，它们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合法性，都得通过个人所享受到的福祉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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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说，为了让黑奴得到解放，不惜让联邦毁灭一千次，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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