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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中世纪这种团体埋没个体的局面、首先让人产生个体意识的,是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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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述,基督新教是作为反叛中世纪天主教信仰而产生的,因此有着与天主教完全不同的教义和做法。基督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认为,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通过教会活动来获得救赎,也就是说,人的永恒的生命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而不是通过某个教会来获得。既然是通过信仰来获救的,而信仰本质上是个人灵魂的事,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发生的关系,那么,个人的信仰就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新教教义在信仰生活中强调个体个人,把个人当做信仰生活中的主体,个人被认为无须通过教会这一中介,自然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中的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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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的运作方式上,新教也强调个人的灵修,注重个人的灵命的增长,信徒被允许并被认为应该读《圣经》,教会领袖不再垄断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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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中世纪,就首先从宗教界产生了不再依附于团体的“个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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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识的产生,促使了人权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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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被当做是小《圣经》,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圣经》的思想,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一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被认为是像父亲一样爱着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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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的“个体”思想产生之后,神爱世人的教义,被理解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人”不再是抽象的人,或某集合概念的人,而成为具体的个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的思想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爱的载体,上帝的爱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价值和福祉,都为上帝所关注。耶稣说,上帝不愿意失去他任何一只羔羊,一百只羔羊中丢掉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回来。耶稣的话是“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教理依据。美国思想家马格利奇(Muggeridge)说,“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健康的,聪明的或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像福音书所说,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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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权思想的源头。人权思想的本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个人的权利,只有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强弱幼壮,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权利都受到保障的时候,这才是贯彻了人权思想。任何一个人或一种人的权利受到忽视,都是对人权整体的污损。只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的思想是特权思想,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把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人从人权保障对象中剔出来,是歧视思想,也与人权思想根本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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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意识”与“神爱世人”的思想的结合,也催生了个人主义。既然神爱每一个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对象,是承受神爱的载体。对每一个人的爱体现在对个人的爱上,个人福祉的实现才是上帝的爱的体现,个人因此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造的是个人,以后产生的团体应该是为人的目的而存在,为实现人的福祉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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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个人与团体的关系而言,个人应该优先于团体,是团体的目的,而不应该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目的。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起源。个人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它认为,就广泛的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个人的福祉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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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家千宁(W.Channing)对个人主义做了个经典阐述,他说:“人生而有种种权利,就事物的秩序来讲,他们先于社会而存在,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为社会提供了人的能力,个人,乃是各种社会制度的伟大目标之所在。”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为个人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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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上的个人主义浸润欧洲社会,逐渐发展成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以及文化上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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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上,它允许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所长和资源来与社会交换,以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最充分地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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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则催生了人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又催生了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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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人的价值被认为是最根本的价值。人本主义是宗教个人主义的产物,与宗教上的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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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区别是,宗教上的个人主义依然遵循神本主义,认为神才是中心,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人本主义则抛去了神的地位,是世俗化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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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大众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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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个人主义颠覆了人类自有史以来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就被认为高于个人,国家的利益被认为代表了个人的利益,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附属,随时应该为国家献身。柏拉图说“国家是正义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国家,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2],亚里士多德认为,家族优先于个人,国家则优先于个人和家庭,并在所有领域具有统制性干涉权利。天主教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奎那说,国家出于神的意志,对国家的服从是良心的义务。近代的黑格尔说:国家是道德的最高体现,是自我意识的道义实体,是最普遍的善,是自在自为的神圣的存在,是地上的神,绝对理念通过国家在地上达到了最高的自由,人类的历史就是国家的真正的实现。[3]个人在黑格尔那里,应该成为普遍者(国家)的牺牲品。众所周知,黑格尔思想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哲学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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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看法正相反,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才是这个世界的目的,个人的完善才是这个世界的至善。所有团体都是为个人服务的,个人优先于团体,不能给个人带来福祉的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国家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团体,也应该是为个人的福祉而设立的。个人对于国家这个团体来说,国家是实现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手段,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服务,承揽和完成个人在群体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如团体内部的卫生、治安、济贫,团体对外的安全等等,它们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合法性,都得通过个人所享受到的福祉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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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说,为了让黑奴得到解放,不惜让联邦毁灭一千次,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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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个人主义颠覆了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为民主主义提供了合理依据。个人主义产生之前,政府被认为是大众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官员被认为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个人主义产生之后,因为个人的福祉被认为是目的,所以,政府被认为是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公共事务机构,政府的合法性和效率也只有通过它为个人提供多少福利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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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官员的关系不再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而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社会的个人是雇主,政府工作人员则是雇员。为保证这种雇主与雇员关系的实现,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个人都能行使他的雇主权利,政府人员的任命必须由每一个人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就是投票选举,即由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而不是某团体来投票选举民意代表,然后由他们来任命政府官员。虽然这还不是一个体现每一个人的权利的最好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的表达每一个人权利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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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在民主体制中,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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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个人主义催生了民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了防止公务人员滥用民众的委托,侵犯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公共机构应该由相互牵制和相互检验的部门组成,这就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独立的原则的由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实现和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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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今天的大众民主主义,囿于传统的偏见,妇女及个别种族都没有选举权。随着人权思想的深入,民主主义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被废止,众多的被歧视人群获得了选举权,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普选的大众民主主义。在美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妇女才被赋予了选举权,(印第安人则更晚。)黑人的权利则长期受到忽视。到近期,在人权思想的浸润下,这些情况才逐渐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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