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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敌基督的国家。敌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须福音光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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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在清朝末期到1918年之前，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1]教会学校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校的前身，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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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将懦弱不堪的中国当做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如前所述，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使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对华战争。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信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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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本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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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地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危害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这种理解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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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与中国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一个幻象，但在19世纪末，日本的令人目眩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马汉既宣扬“黄祸论”，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海权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黄祸论”，马汉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马汉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马汉的海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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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它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马汉在宣扬海权理论的同时，也主张靠传教阻止“黄祸”，马汉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2]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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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日本人打败了大清，随后打败了西方大国俄罗斯，在东亚开始挑战欧洲的霸权，在太平洋地区开始与美国较劲。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躲开欧美人警觉的眼光，拿破仑说，“让中国睡去吧，他一醒来，会震惊世界”。中国被他们视为早晚超过日本的“黄祸”的根源。因此，把中国基督教化、堵住“黄祸”的源头的动机，在清朝末期更激发了欧美众多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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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由于美国强烈的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向中国传教的热情一直不衰减，传教力量也一直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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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3]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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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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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有60多人，占25％左右，[4]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广东人+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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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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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从事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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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石归信基督，与宋美龄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蒋提出的迎娶宋美龄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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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在9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也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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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日后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也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关于蒋介石的政府，司徒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制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说，蒋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评价蒋说：“据我所知，报刊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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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如何，历史会有定论。但这是以后当了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国基督徒眼中的蒋介石，反映了美国基督徒对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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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得到空前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美国与中国结成了同盟关系，进入了蜜月阶段，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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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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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龄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龄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龄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龄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中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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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刻意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1937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三次为一个政治人物宣传，估计是《时代》周刊绝无仅有的吧，这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这里，同为基督徒的事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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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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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所以，现代的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搞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走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出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当年蒋介石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共产主义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基督教了解还颇不在道，比之蒋公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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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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