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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龄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龄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龄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龄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中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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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刻意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1937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三次为一个政治人物宣传，估计是《时代》周刊绝无仅有的吧，这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这里，同为基督徒的事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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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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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所以，现代的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搞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走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出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当年蒋介石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共产主义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基督教了解还颇不在道，比之蒋公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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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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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由此与日本疏远，在日本大正民主时代形成的美日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美日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到表层，并且日渐尖锐。随着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剧，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恶帝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眼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把人提到神的高度来崇拜就是邪教撒旦，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当时反基督的邪恶势力。此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日渐激化，在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的日本，成为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等到美日开战的时候，联手中国打倒日本则是美国的全民意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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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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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向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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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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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做与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敌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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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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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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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做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做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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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东欧剧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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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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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任何难题都有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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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的紧张，有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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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美国对日本右派思想及行为纵容以及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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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是为了打压中国出口势头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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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等贸易纠纷，背后是美国驱逐中国产品以帮助穷盟友进入美国市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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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处处与中国过不去，公开的叫板与私下的小动作连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四处受到阻挠和牵制，甚至有时让人感觉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变得有些渺茫。中国政府说中国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要战争，崛起后也不要战争。但这个和平的愿望似乎有阻挠，就目前来讲，中日关系和台海形势就让人忧虑，二者背后都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这让人想起当年日本在亚太地区与美国较劲时的情形，那时日本要吞掉中国，一心要与美国妥协，让美国不要干涉中国事务，对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权的构想并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美国出于对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厌恶，出于遏止“黄祸”的动机，处处挤压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发动自杀性攻击，授予了美国直接打击日本的法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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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与美国掌权的福音派视中国为异教徒、甚至是敌基督势力的异教徒情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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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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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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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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