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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笃信者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文明护教者与狂热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的缘故，它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这个秩序，就是他们眼中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体制。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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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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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美国人在为其战略资源、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场面，但这个国家利益，也很少会脱离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其外交的关系，就如在前言中所说，“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着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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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利益论会误导对美国的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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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就如绪论起头所说，利益论的一个名言，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于美国，容易让人忽略美国外交因基督教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战斗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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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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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基督者是一个宗教概念，是指来自撒旦的与基督精神针锋相对的人或实体，《圣经》认为反基督者的出现是必然，并在多处对他的出现做了预言。“反基督者”一词具体所指，因时代而异。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纳粹及希特勒、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现在，独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就像艾森豪威尔所说，反民主就是反上帝。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美国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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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打压，利益论者解释，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将中国看做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所以处处打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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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泛世俗化、泛利益论的解释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经济仅仅是日本经济的1/3，是美国的近1/7，欧盟的1/3。并且，在产业结构上、在军事技术上，中国不仅与美国相差一截，甚至与欧盟、日本都相差许多。中国成为美国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与印度、巴西等一样的地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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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国家实力并不是与美国形成对立的原因，如果论国家实力，欧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手，它们与美国的对抗势力和潜力，远在中国之上。但这些国家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威胁，没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争斗。印度的经济发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瞩目，也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在积聚势力，并且发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没有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美国甚至帮助其搞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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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与美国明里暗里地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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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与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是美国基督教徒与中国的传统力量的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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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官方价值观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指向，相反，美国一直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并一直在为之努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也就是接受那套大众民主、全民性人权、广泛的自由等带有明显的近代基督教胎记的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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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联手对其威胁不大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对抗强敌苏联，联手伊斯兰世界的独裁政体打击本·拉登等宗教激进主义者，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对苏联的封锁和对抗。谁是主要敌人，主要看谁是当前威胁基督教文明世界的主要势力。这种灵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1]。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着与上帝一样的高度，《圣经》的一些篇章说耶稣就是智慧，上帝与智慧一起创造了世界。用智慧解决问题是基督徒处世的一个原则，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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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美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而不用泛利益论的方法来分析其外交行为，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明白美国人眼中真正的敌友及真实的外交动机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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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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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把握美国的国家本质，看清美国的外交实质，就会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把握住美国未来的国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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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据美国执着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立足于上述对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分析，结合国际一些理论和人的看法，来看看今后中美关系可能的互动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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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和价值取向及宗教倾向不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会变。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在美国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演变为敌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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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美国人因为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实践基督教理念的社会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来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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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过程中，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包括，在他们看来不民主的体制、反民主的人物、敌基督教的体制、敌基督教的人物等。在过去，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军国主义肇始者霍亨佐伦王朝；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希特勒政权和日本法西斯政权；通过二战后与苏联的冷战竞争，搞垮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目标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复活的伊斯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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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初期，美国把红色中国看成了与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大国，对中国实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人醒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共产主义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共产天国，不如说是要追求富国强兵之策，要摆脱近百年的国家耻辱和民族危机，它的本质是近百年来各种救国方策和主义的一个承续。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杀和打击，而是“在交往中改变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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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交往中，中国如果不改变它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在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过程中，在美国建立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就会成为一个要扫除的敌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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