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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尼古拉二世陈述了彼得格勒的无政府状态和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解决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他本已准备让位于儿子，但考虑到儿子的病情，决定同时以他自己和阿列克谢的名义宣布退位，由其兄弟米哈伊尔继承皇位。古契科夫表示：“您内心的父亲情感在说话，在这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对您的建议有任何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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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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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于形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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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彼得格勒出现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给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销毁，把古契科夫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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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马活动家和临时政府中，对米哈伊尔是否继位问题出现了分歧。克伦斯基和罗将科等人主张关于由立宪会议来解决未来国家制度的问题，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等人坚持要米哈伊尔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国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的妥协意见是让米哈伊尔自己来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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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早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代表团来到米哈伊尔的住地。双方向米哈伊尔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占优势的显然是要求米哈伊尔拒绝皇位的意见。米哈伊尔与李沃夫、罗将科简短交谈之后，宣布在立宪会议就未来国家制度作出决定以前，他拒绝接受皇位。俄国的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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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一些工人、士兵的集会提出的反对君主制、实现共和国的要求，经常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再由执行委员会向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事态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倾向。这是在革命的日子里出现的一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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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广大的地区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很多工人仍然愿意支持君主制度。而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3月1日中午，当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停靠旧鲁萨车站时，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在尼古拉二世决定让位于其兄弟米哈伊尔后，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 · 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革命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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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曾问道：“谁能够想象，谁能够预测，俄罗斯帝国会以这样不可思议的速度崩溃？……3月1日还没有谁会相信尼古拉二世会退位，3月3日退位的就已经不仅是尼古拉二世，而是整个王朝了。”［6］俄国君主制垮台的突然和迅速，不仅在当时令人震惊，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入探索和思考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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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与一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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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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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这天，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孟什维克К · A · 格沃兹杰夫、П · О · 波格丹诺夫、Г · 3 · 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里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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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各企业和部队按照每一千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里达宫集中。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孟什维克齐赫泽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劳动团成员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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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产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多数。这两个政党并不准备充分利用苏维埃的权威来领导革命，而认为苏维埃只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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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维埃成立后还是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发布了关于军队民主化的“一号命令”。发布一号命令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预先准备后采取的行动，而是事态的发展推动了拟定一个详尽的文件以满足士兵群众要求的过程。3月1日清早，卫戍部队各单位的士兵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反映军官试图解除士兵的武装。正在举行的苏维埃会议决定讨论“士兵们的需要”，并同意士兵们选出代表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有起义部队代表参加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决定把有关组织部队和保证士兵权利的措施综合起来并以命令形式发布，为此成立一个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н · д · 索科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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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凌晨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了一号命令，其主要内容是：在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所有连及以上军事单位立即选举由下级军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每个连派一个代表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各部队的政治活动应服从苏维埃和自己[部队]的委员会；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若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决定矛盾，不得执行；所有武器应该由连、营的委员会掌握；士兵在非执勤状态和不在作战队列时，在政治生活、一般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享有全体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取消非执勤时士兵对军官必须立正、敬礼的规定；取消对军官的尊称，禁止粗暴对待士兵，禁止使用“你”称呼士兵；士兵应及时报告破坏以上规定的情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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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命令使得彼得格勒的部队事实上脱离了指挥机关。而且，尽管一号命令形式上只是针对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而发的，但它立即就传达到整个俄国军队，由此开始了“军队民主化”进程，在军队中普遍建立了各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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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命令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时、俄国有大约1100万人手中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发布的，它取消了军队的纪律，使其瓦解和失去能力，从根本上破坏了俄国旧军队的基础。当代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斯坎德洛夫认为，“军队始终是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正是军队的瓦解成为决定俄国君主制崩溃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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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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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开始，一些杜马代表积极活动，如动员和组织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到国家杜马一边、实行革命暴力、逮捕沙皇制度支持者等，使杜马事实上介入了事态发展。下午，杜马部分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一致同意由杜马各党团领袖组成一个委员会，杜马代表将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委员会。由罗将科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的名称为“在彼得格勒维持秩序并与机构和个人进行联系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它发生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之前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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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夜间11点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在事实上接受政府权力。28日（3月13日）凌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布公告：“旧政府的措施使国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临时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它相信人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符合人民要求并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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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就作为革命的中心领导起义。傍晚，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2月27日一天中，起义士兵人数从早上的1.02万人增加到傍晚的6.67万人，与军事委员会同犹豫不决的部队进行谈判、促使其转向革命的努力直接有关。军事委员会在起义士兵的基础上组建了最初的一批革命部队，并使用这些部队执行占领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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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掌握政权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获得广泛支持的权力机关，得到了自由派和民主派高层的支持和彼得格勒起义士兵的拥护、一些沙皇大臣和官员的效忠，以及主要盟国英、法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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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向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派遣政治委员，使主要中央管理机关在自己的控制下恢复了活动。政治委员一般都在武装卫队的护送下到达相关政府机关，开始发号施令。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往政府部门派遣任何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新政权以及控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措施，是实现政权更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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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还直接领导了革命暴力并组织了对革命的保卫，使自己成为二月期间革命司法的中心。杜马领袖很快就开始利用逮捕作为同旧政权斗争的手段。罗将科曾以逮捕“大臣会议全体成员”相威胁，要求其立即离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27日夜里宣布掌握权力后，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广泛地使用逮捕手段，以便直接控制中央机关。它在派出政治委员的同时，授予他们对旧官员、军队指挥员实行撤职和逮捕的权力。逮捕的范围后来扩大到宪兵、警察、情报官员。在二月革命反对者眼中，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夺取政权的斗争走上了街头，转变为全俄范围的暴行，即对于有产者的公开暴力……红色暴动的标志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流血……在这一犯罪行为中，最大的教唆者和罪犯就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犯罪的第四届国家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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