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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一番犹豫之后,不顾政治和道德风险,决定借道德国——俄国的敌国——返回俄国。在瑞士社会党人格里姆和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一些持国际主义反战立场的俄国侨民就通过德国回国的条件同德国当局达成协议,据此,侨民乘坐的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不能上下客,尽量不停靠车站,免审验护照等。这就是后来所谓“铅封的车厢”的来历。3月27日,列宁等俄国侨民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德国、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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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瑞士前,列宁写了《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信中说,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由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一系列革命,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而不是特殊的素质,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列宁强调,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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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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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晚上,列宁乘坐的火车到达彼得格勒。他在车站向士兵、水兵和工人发表讲话时说:“人民把武器对准剥削者——资产者的时刻到来了。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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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列宁在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作了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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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布尔什维克应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为把目前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而在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它应该实际地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这将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立即实现和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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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些措施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其他民主派政党也不反对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列宁要求立即实现这些任务,其目的是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临时政府陷入危机。由于当时苏维埃是支持临时政府的,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列宁建议走一条迂回的道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哪怕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苏维埃。在苏维埃掌握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再去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掌握了苏维埃,就能以和平的政治斗争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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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突变,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 ‘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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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层的不理解和抵制。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地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开会、商谈,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直到4月下旬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在对列宁的纲领进行表决时,118票中仍有47票反对或弃权。但无论如何,四月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了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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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影响了俄国革命的进程,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将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俄国也将因此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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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与“七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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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中成立的临时政府在面对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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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新的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参加运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事态失去控制,发展为大规模动乱。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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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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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的情况十分复杂,它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在“七月事件”中,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借助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力夺取政权,只是因其力量不够而未能成事,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而在事件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形势和自己力量的估计上存在着分歧,并因此而引起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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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7月3日开始的运动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存在不同看法,一天里对运动的态度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出面领导,再到取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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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非常矛盾。“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布尔什维克在游行队伍中的带头和鼓动,组织喀琅施塔得水兵到彼得格勒参加运动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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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态度尤其令人关注。“七月事件”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人向在芬兰的列宁报告了彼得格勒的情况。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火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时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上万名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的坚持下还是同喀琅施塔得水兵见了面,对他们表示欢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水兵们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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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当前运动的态度是不明朗的。他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认为同时也要准备好撤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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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分队保卫临时政府,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点,原先保持中立的卫戍部队几个团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里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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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运动。5日凌晨2—3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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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协力平息了动乱,意味着双重权力现象的终结。“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二月革命以来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导致了俄国国内政局的根本性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列宁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他指出:“至于我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8]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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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修改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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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事件”后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不事声张地为摆脱困境、重新崛起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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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比较空洞的,如“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不进行谈判的立场。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但是,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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