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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8月以前，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而主张对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底明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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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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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考虑联邦制问题。列宁在6月提出了让俄国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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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脉搏，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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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失势与布尔什维克党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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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被称为“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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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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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别无选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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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在单独与克伦斯基见面后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俄军总司令，同时宣告俄国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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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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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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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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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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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14］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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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接近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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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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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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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也对武装起义表示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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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15］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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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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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开始准备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这个过程是公开进行的。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积极活动，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对起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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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但克伦斯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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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晚上，列宁从藏匿地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25日上午，列宁写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而这时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还有1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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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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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闹声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轻蔑地宣称：“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你们破产了，你们的戏演完了，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那是你们从今以后该待的地方。”［18］托洛茨基冷酷而尖刻的言辞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发生在1917年10月26日1点左右的这一幕，展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也表明不同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在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信念、对俄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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