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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成立劳动军。1920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第一劳动军的决定，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工作。1920年1月2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实施劳动义务的程序的决定，居民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义务（劈柴、修路、兽力运输，等等）。广泛实行劳动动员以及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为监督普遍义务劳动制，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由从劳动战线动员来的人员组成劳动军，击败白军后，部分战斗部队改组为劳动军，派往所有处于紧张状态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如交通运输、收集木柴、原料等。为管理劳动军，成立劳动管理总局（Главкомтруд），统计、动员和分配劳动力。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取消其粮食配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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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然化（实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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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的目标是取消市场、货币关系，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建立无市场的经济体制。当局力图实现城乡实物交换，但缺乏交换所需的工业品，所以根本做不到。当时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贬值，银行发行天文数字的纸币，用来“购买”农产品。实际上这种货币只是发给农民的借条而已。当局也有意识地把发行这种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当做消灭货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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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底，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网络供应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各总管理局向粮食部提供相应的工业品。生产的全部产品、没收和征收的产品，均无偿堆放在仓库之中，无偿发放。这种状态往往造成贪污和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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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平均主义的阶级分配原则。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士、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孕妇和喂奶妇女按一类供应，3岁前的婴儿增加牛奶供应卡，12岁以前的儿童按2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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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多种措施实现经济关系的实物化。1920年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但这种免费供应远非共产主义的天堂。1918年，彼得格勒第一类人员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4类的供应仅及第1类的1/3。规定的定量并不经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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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专政或者粮食垄断并没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只是造成高价的非法流失买卖。在内战期间，出现大量“背口袋的人”，即向城市倒卖粮食的商贩。市民通过配给制只能获得不到40%的食品，60%得通过非法商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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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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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往往被看成是国内战争迫使的政策措施，内战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并不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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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所采取的战时措施借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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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实行粮食垄断、食品配给制，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由国家直接监控重要工业的生产，工厂企业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量。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做“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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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1917年写的一些著作中，也把各国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看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的解决政治经济难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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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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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为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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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够大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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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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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4（27）日他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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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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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中明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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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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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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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粮食垄断”、“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劳动手册”等军事共产主义的典型措施，并不是临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夺权之前就设想好准备采取的措施，是布尔什维克的施政纲领中的内容。这些措施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给这些措施披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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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夺取政权后要实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措施，引起了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 · 亚 · 波格丹诺夫的注意，早在1917年底1918年初，他就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去搞“军事共产主义”。他在写于1920年的备忘录中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1917年我曾说过，你们（指布尔什维克。——引注）能够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这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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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14日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报告的结束语中重申：“1917年12月我做过一个公开报告，其中说过我们搞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报告于1918年1月刊发。但在官方著作中是1921年4月才出现这种说法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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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的话证实，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逼迫下才采取的措施，它的起源要早于苏俄的国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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