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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7年6月，波格丹诺夫在《国家一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月革命之初波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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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须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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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认为，“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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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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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1917年至1921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10］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是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只能转入新经济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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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的预见在布尔什维克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从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之后起，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施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并且正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免费供应的物资和服务大量增加，并且把军事管理的方法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门，扩大使用劳动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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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措施中看到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确定下来和予以绝对化并运用到整个社会的倾向。他看到，这样做的根源是国家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处于少数和缺乏民主传统。执政党无法以文明的形式在正常发展生产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只好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措施，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由此劳动群众的依附性增长了，转向了政府专政，这同时也是社会上层的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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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对苏俄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被围困城市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要消除极权，它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根本不同。前者着眼生产，后者则着眼于分配和消费。社会主义首先是新型的合作体——生产的合作组织，而军事共产主义是特殊形式的公共消费，用极权调节的群众寄生组织。“苏维埃政权……是围城状态下的共产主义，首先是消费的共产主义（瓜分剩余物），其次，取决于它、也适用于它的是生产生活中剩余物的定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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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他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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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状态下的，或者灾变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的，它是和下列状况相适应的，即生产瓦解，或者仅仅削减，但不能弥补消费，而任务在于使用现有的储备作补充，使整体能够坚持到正常条件的恢复。这是在大海中失去缆索的船只被迫实行的共产主义，被包围的城市的共产主义，脱离世界交往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这个国家同这种交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失去它是无法生存的。首先它是消费的共产主义：一切必须的产品都被征收并尽可能地有计划地分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社会经济的有计划组织’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这是极大的错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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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所实施的一切，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措施，看做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同一般的个人占有形式的尖锐矛盾造成一种海市蜃楼，其中社会主义的模糊雏形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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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波格丹诺夫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直接卷入现实的政治，没有必要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难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脱离政治”，是个旁观者、研究人员。俗语说，旁观者清，确实如此，布尔什维克要走过整整三年的弯路才能看清，才觉悟的东西，经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才认识到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波格丹诺夫早在1917、1918年就看到了，并且较为系统地进行了论述。所以波格丹诺夫在狱中敢说，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析，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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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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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但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更不能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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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局的迫切任务是拿到粮食，分配现有的物质资源，维持红军、城市工人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存，所以采取的各项政策不是促进生产的政策，当时也没有可能去抓生产。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1919年由于缺乏棉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只能提供战前产量的4.7%，亚麻工业的产量为战前的29%。重工业方面，1919年全部高炉熄火，不能生产钢铁，只能靠存货维持。1920年有15座高炉投产，产量为沙俄时期的3%。燃料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不仅缺原料，而且缺人手，内战结束时，由于大量工人参军上了前线，还有一部分为逃荒而移居农村，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不到1913年的一半，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城市居民中非无产阶级出生的阶层以及从农村动员来的农民。国家财政完全靠发行不断贬值的天文数字的纸币维持。1919年卢布贬值3136个百分点。统一的货币系统瓦解，许多地区自行印刷纸币，仅中部地区货币即达21种之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实物工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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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下降。1920年一名工人的工作量只及战前水平的1/3。许多企业缺勤达工作日的一半，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劳动军事化。起初在军工企业实施，1919年底推广到所有的工业和铁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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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征收制几乎拿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农民有了土地，但得不到自己生产的果实，不仅没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对苏维埃政权产生反感情绪，到国内战争末期，这种不满就演变成遍地农民暴动，最著名的有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起义、西西伯利亚起义，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小型起义。单在1921年国内就发生50起以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出现“盗匪活动”（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起义或暴动的说法）的。这一现象被叫做“小国内战争”。其顶点就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些起义震撼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承认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农民和士兵暴动的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史称“农民的布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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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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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和列宁并没有把所实行的政策方针叫做“军事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使用“军事共产主义”一语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在总结教训的时候。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强调，这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到年底，才承认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承认当时有直接过渡的“设想”、“计划”、“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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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4月21日所写的《论粮食税》中，列宁第一次使用了“军事共产主义”一语，他说：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13］他指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拯救了苏维埃俄国，因此是一种功劳。但他随即指出，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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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是客观形势的迫使，而没有触及主观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直到1921年10月14日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文章中才开始触及主观动机并承认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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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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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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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解释说，“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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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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