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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他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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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状态下的，或者灾变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的，它是和下列状况相适应的，即生产瓦解，或者仅仅削减，但不能弥补消费，而任务在于使用现有的储备作补充，使整体能够坚持到正常条件的恢复。这是在大海中失去缆索的船只被迫实行的共产主义，被包围的城市的共产主义，脱离世界交往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这个国家同这种交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失去它是无法生存的。首先它是消费的共产主义：一切必须的产品都被征收并尽可能地有计划地分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社会经济的有计划组织’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这是极大的错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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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所实施的一切，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措施，看做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同一般的个人占有形式的尖锐矛盾造成一种海市蜃楼，其中社会主义的模糊雏形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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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波格丹诺夫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直接卷入现实的政治，没有必要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难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脱离政治”，是个旁观者、研究人员。俗语说，旁观者清，确实如此，布尔什维克要走过整整三年的弯路才能看清，才觉悟的东西，经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才认识到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波格丹诺夫早在1917、1918年就看到了，并且较为系统地进行了论述。所以波格丹诺夫在狱中敢说，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析，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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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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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但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更不能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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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局的迫切任务是拿到粮食，分配现有的物质资源，维持红军、城市工人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存，所以采取的各项政策不是促进生产的政策，当时也没有可能去抓生产。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1919年由于缺乏棉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只能提供战前产量的4.7%，亚麻工业的产量为战前的29%。重工业方面，1919年全部高炉熄火，不能生产钢铁，只能靠存货维持。1920年有15座高炉投产，产量为沙俄时期的3%。燃料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不仅缺原料，而且缺人手，内战结束时，由于大量工人参军上了前线，还有一部分为逃荒而移居农村，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不到1913年的一半，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城市居民中非无产阶级出生的阶层以及从农村动员来的农民。国家财政完全靠发行不断贬值的天文数字的纸币维持。1919年卢布贬值3136个百分点。统一的货币系统瓦解，许多地区自行印刷纸币，仅中部地区货币即达21种之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实物工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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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下降。1920年一名工人的工作量只及战前水平的1/3。许多企业缺勤达工作日的一半，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劳动军事化。起初在军工企业实施，1919年底推广到所有的工业和铁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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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征收制几乎拿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农民有了土地，但得不到自己生产的果实，不仅没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对苏维埃政权产生反感情绪，到国内战争末期，这种不满就演变成遍地农民暴动，最著名的有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起义、西西伯利亚起义，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小型起义。单在1921年国内就发生50起以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出现“盗匪活动”（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起义或暴动的说法）的。这一现象被叫做“小国内战争”。其顶点就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些起义震撼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承认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农民和士兵暴动的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史称“农民的布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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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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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和列宁并没有把所实行的政策方针叫做“军事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使用“军事共产主义”一语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在总结教训的时候。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强调，这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到年底，才承认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承认当时有直接过渡的“设想”、“计划”、“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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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4月21日所写的《论粮食税》中，列宁第一次使用了“军事共产主义”一语，他说：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13］他指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拯救了苏维埃俄国，因此是一种功劳。但他随即指出，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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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是客观形势的迫使，而没有触及主观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直到1921年10月14日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文章中才开始触及主观动机并承认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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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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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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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解释说，“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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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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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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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告：“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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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谈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把1921年春所遇到的政治经济危机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他说：“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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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列宁就从指导思想、政策方针及其严重的后果等几个方面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其目的一是纠正错误，二是让全党引以为训，避免以后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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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是苏联的第一种模式，它被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所取代，这是苏联实行的第二种模式，也是较好的模式。可惜的是，20年代末斯大林摒弃了新经济政策模式，开始实行他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就是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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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亦有译作“余粮收集制”，不太确切，本文统一译作“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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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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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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