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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往往被看成是国内战争迫使的政策措施，内战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并不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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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所采取的战时措施借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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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实行粮食垄断、食品配给制，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由国家直接监控重要工业的生产，工厂企业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量。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做“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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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1917年写的一些著作中，也把各国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看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的解决政治经济难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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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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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为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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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够大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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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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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4（27）日他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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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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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中明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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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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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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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粮食垄断”、“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劳动手册”等军事共产主义的典型措施，并不是临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夺权之前就设想好准备采取的措施，是布尔什维克的施政纲领中的内容。这些措施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给这些措施披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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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夺取政权后要实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措施，引起了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 · 亚 · 波格丹诺夫的注意，早在1917年底1918年初，他就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去搞“军事共产主义”。他在写于1920年的备忘录中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1917年我曾说过，你们（指布尔什维克。——引注）能够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这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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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14日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报告的结束语中重申：“1917年12月我做过一个公开报告，其中说过我们搞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报告于1918年1月刊发。但在官方著作中是1921年4月才出现这种说法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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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的话证实，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逼迫下才采取的措施，它的起源要早于苏俄的国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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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7年6月，波格丹诺夫在《国家一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月革命之初波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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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须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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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认为，“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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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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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1917年至1921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10］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是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只能转入新经济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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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的预见在布尔什维克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从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之后起，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施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并且正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免费供应的物资和服务大量增加，并且把军事管理的方法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门，扩大使用劳动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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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措施中看到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确定下来和予以绝对化并运用到整个社会的倾向。他看到，这样做的根源是国家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处于少数和缺乏民主传统。执政党无法以文明的形式在正常发展生产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只好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措施，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由此劳动群众的依附性增长了，转向了政府专政，这同时也是社会上层的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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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诺夫对苏俄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被围困城市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要消除极权，它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根本不同。前者着眼生产，后者则着眼于分配和消费。社会主义首先是新型的合作体——生产的合作组织，而军事共产主义是特殊形式的公共消费，用极权调节的群众寄生组织。“苏维埃政权……是围城状态下的共产主义，首先是消费的共产主义（瓜分剩余物），其次，取决于它、也适用于它的是生产生活中剩余物的定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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