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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久，党内高层要求转入“进攻”的呼声不断，在列宁卧病去世之后，激进的“左”的代表人物上台执政，主导政策，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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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前后，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35］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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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集中营。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要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专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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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36］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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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揠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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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掌权的领导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骨子里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斯大林批判剥夺农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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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37］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右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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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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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成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扬言：“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38］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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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是，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论述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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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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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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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好相反，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作为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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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的运动，把他们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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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趁列宁生病之际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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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形成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极权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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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40］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作出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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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行政命令、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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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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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Продраэверстка，通常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本文一律用“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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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ЦПАИМЛ, Φ. 2, ΟΠ. 1, Д. 15337，π3，引自Журавπев B.B. （ред.） Трудныевол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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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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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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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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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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