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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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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20］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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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和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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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成是一种暂时退却，对造反的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和落实，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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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者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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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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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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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在联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3］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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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24］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25］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26］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27］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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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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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成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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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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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看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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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28］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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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29］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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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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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31］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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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在1928年七月全会上所作的《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33］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对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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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指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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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俄共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意思是说，要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坚决贯彻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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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提出“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拉林概括说，这就是从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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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就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他指出，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教师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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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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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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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废除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绝不是一项经济改革所能完成的，它要求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是新经济政策的致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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