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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18 他的切削器沙沙地发响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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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0 另一个“锻冶场”诗人姓格拉西莫夫的，在诗中写道：“光明的力量，已经流出了莫斯科近郊的溪沟”，“我们的旗帜不扬，绛红色的颜色模糊”。［4］在“锻冶场”诗人的笔下，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甚至变成了“满身的疥癣”和“平凡”而“愚蠢”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时的苏维埃社会已经变成了“为了情妇而一掷千金”的社会，这里，“恐怖包围了清廉洁白”，而“重新逃避到饥饿和痛苦”。［5］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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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2 当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充满着世界革命的热情，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中断的阶段；而要推进并巩固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就要迅速推进工业化，而推进工业化计划，就要求增加粮食和原料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但当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并不能马上满足这种需要。这样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正是在这种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土壤上，产生了列宁格勒这一工业城市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作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人，首先起来反对当时对农民的政策，把它责难为“对富农的让步”。他攻击的目标，是针对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那部分对发展市场关系方针不满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他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一派归入官僚主义机关集权派集团，对他们的不满主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斯大林当时权宜地维护布哈林，也主要是因为布哈林当时站在他的营垒，而并不是维护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一旦取得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胜利，斯大林又转而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支撑工业化，实际上是转到了不满新经济政策那部分党政干部一边，开始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无论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及其所维护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主流派及其所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都代表了不满新经济政策，而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线进攻”的那部分党政干部的要求，也适应了俄国社会上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要求用闪电般的突袭，进入“未来光明社会”的愿望。这部分党政干部的力量所以这样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就是要求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和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所以说，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或者说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实际具体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同固守“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或固守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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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4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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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6 转向新经济政策之际，苏俄的政治体制正是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战时统制、高度集权的、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政治体制。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转入新经济政策轨道以后，虽然革除了一些战时的体制因素，取消了契卡，缩减了一些总管理局机构，为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采取了少许分权的措施，但总体上说，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体制并未改变。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则需要开放商品市场，需要按商品市场的某些规则行事，而管理经济也需要采取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及个体经济的混合体，这就需要依据其不同性质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否则，一味高度集权，一味按行政命令办事，一味偏袒国营企业，就必然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事实也是如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矛盾冲突随处可见。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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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8 （1）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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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0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组。把中央50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16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30万缩减到了9.1万。［6］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尽管如此，由于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所以没多久，机关职员人数急剧增加了两倍多，达到350万人，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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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2 这样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命令行事，集中管理的机构，除效率低下、长于扯皮拖拉外，所擅长的就是进行行政干预。列宁1922年在第11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购买法国罐头食品的例子，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苏维埃机关扯皮拖拉、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一方面是，法国人在急于做成这笔生意，怕罐头腐烂，苏俄居民正在挨饿，也急需食品；另一方面，商贸进出口部门为进口这批罐头，却无休无止地扯皮，直到进行了两次调查，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亲自出面协调、推动，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在报告中气愤地说：“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令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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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4 更严重的是，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是起干扰、阻挠作用的。当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共生，［9］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它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去对待私人承租企业，不断对它们加以排挤和打击，这当然无法使这种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别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生存空间，就是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的国营企业也不能按预期的方向得到发展。最初托拉斯和辛迪加都是要实行自筹资金、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的，但由于领导干预太多，利润几乎全要上缴，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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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6 在当时的苏联经济中，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经济方法与行政命令方法奇怪的共生。［10］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是起码的要求，但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根深蒂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这不能不束缚和阻碍商品市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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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8 （2）私人企业主和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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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0 提供平等的竞争和经营条件，是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这样的条件是缺乏的。首先，交付私人租赁的都是不大的、遭到相当破坏的企业，需要消耗较大人力和资金才能正常经营。所以，苏俄当时大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是无法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只可以对国营企业加以补充。尽管这样，私人业主从1923年起也经常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排挤和打击，被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使他们不愿将积累投入发展和扩大生产，因此，私人经营的工业一直得不到恢复和发展，倒是不断受到国营垄断企业的欺侮、打压和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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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2 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在农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就是日用工业品、农用机械极为昂贵，粮食等农产品却非常便宜，受到国家贱买贵卖的价格“剪刀差”的盘剥；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面临被划富农的危险，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一样，时刻悬在头顶，这些就成了影响他们经营兴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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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4 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让“耐普曼”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感兴趣，而是把钱财大把大把地用于消费，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浪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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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6 （3）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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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8 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力图把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民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却把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性置于首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超越法律之外。对契卡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将契卡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面体现出履行法制的意愿，但赋予它的政治职能，却又同时使它在社会上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这样，就使安全机构有超越法制的权力去处理关涉企业经营的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个体经营者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伊 · 爱伦堡在《人 · 岁月 · 生活》这部自传性回忆录中，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种情况曾写道：“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11］这位作家接着说道：“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的什么——是鱼，还是浮沫。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得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12］这里，把政治保卫局胡乱逮捕个体经营者，造成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因而病态作乐的情景，说得是很明白的。由于对个体经营者胡乱抓捕，造成这些人提心吊胆，心神不安，对什么人都害怕。有关这种情况，作家也有描写。他写一次去修表，听修表匠说，他什么人都害怕，“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我也怕您……（指怕顾客可能告密——引者）。”［13］这就是个体经营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政治上受压制而具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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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50 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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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52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苏维埃国家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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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54 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揭示了这一史实。俄国农村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恢复了农民的古风旧习，并复兴了村社。［15］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有悖革命发展的逻辑，但大量的史实表明，的确如此。这首先表现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耕地的马匹，同战前相比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有资料表明，1926—1927年，木犁还占耕地器具的40%；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和基本的生产工具。［16］恢复古风旧习还表现在农村社会的极端闭塞，又退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机制停滞了起来。由于农民村社具有友爱合作和素来的民主性质，耕畜土地合伙组织又是简单的生产合作、土地平分和自治互助的集体，因此，它很能适应苏维埃社会的现实。加上农村向自然经济的回归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农民生活普遍富裕，这些情况都加速了村社的复兴。所以，20年代又成了农民村社繁荣的时期。村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机构，担负管理农村集体生活事务，但已不像从前那样，照料村社成员的鸡毛蒜皮的行政琐事，而是把这些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当地的党支部。村社所以具有相当的牢固性，是同小农户经营这一农业社会最基本单位的稳固性相联系的；村社可以召开各农户家长参加的村会，又可特别受权收集资金、税款，充任农村代表，等等。村社具有使用土地的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使它可以通过优惠条件租赁国家的土地资源，获得复兴农业贷款。村社靠它的服务和经济活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来源，因此，它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它往往承担着地方苏维埃主席和书记的薪水支付。村里对待这些苏维埃干部，也像对待为村社服务、履行有益职能的同一村社的成员一样；对他们的这些社会开支，被看做像雇佣牧人、农艺师，包租消防车一样。村社关心的是，在村苏维埃工作的人要忠实可靠，他们的薪水不要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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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56 由于村社的这种经济实力，国家的政治领导生怕在村社的影响下，村苏维埃会变成村社的政治附属品。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B · 莫洛托夫就曾断言，苏维埃在农村的口号，特别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没有得到实施；村会变成了富农的庇护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A · 叶努基泽也说，农村建立的是村社独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A · 基谢廖夫，把当时的农村说成是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17］由于村社财政独立，妨碍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18］也由于拖延给集体农庄分拨分地，在草场问题上同国营农场发生没完没了的争执，等等，村社使一些当权者感到很恼火。由于土地不断开垦耕种，在20年代下半期，剩余的空闲土地已经穷尽；这使农民村社开始自行侵占糖厂节余下来的可耕地，也谋图占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地皮。村社当时保有自己一片完整的社会经济空间，在这空间内，存在着贫富差别的两种人，这就成了农民村社存在和自发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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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58 这样，村社的存在，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就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了尖锐冲突。起初，苏维埃政府曾打算通过召集选举农户代表的方式，改变村社会议的面貌，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后来，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村社的活动，比如，规定让村社服从村苏维埃，企图让它实施农业生产计划，制定整个村社的播种计划，恢复短期的连环保制度，勒令召开生产会议；通过村社社员的人力财力，组织集体耕种，采取步骤，把村社纳入按协作社章程共同耕作土地的轨道；还没收归农民管理的属于地方所有的森林，剥夺富农在村会里的选举权和在村社当选的职务，等等。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的同时，有时也试图对它加以利用，比如20年代后期，政府曾试图利用村社实施粮食采购任务，也曾计划把村社改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利用的机构。但这些做法都遭到了村社方面的抵制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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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60 双方在实施上述措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归根到底虽然说是传统观念、传统社会与现代化价值观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是非标准）可以判明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怎样将现代化与传统相适应，把二者的价值观有机统一、有机整合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存在着你存我亡、我亡你存的问题。如果采取迂回曲折、讲究策略的方针，即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处理得当，不是急攻近取，那是未必不可以将二者相适应，加以有机整合，而以较小损失和代价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执政精英是否具有将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旧的、通常是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恰恰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团队无论从人员结构上说，还是从各层级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上说，都暴露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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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62 从20年代中后期党的中上层干部结构来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入党的，所以受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加上列宁逝世后，在“列宁召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体吸收党员的运动，从工人中集体发展党员达24万多人；接着，1925—1927年，党又在农民中广泛吸收党员。这样，在1926年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从1924年起，党的队伍在两年间就增加了1倍多。［20］到1928年1月1日，联共（布）党员总数已达130万人。［21］这期间，新党员占了党员总人数的近60%，而老一辈的地下党员还不到1%，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也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迅速地、大量地吸收工人、农民党员，党内的文化状况受到了很大影响。有数字显示，这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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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64 党员队伍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苏联党政军干部的素质和结构。20年代后半期新增大量工业项目，干部又面临新老交替，这使国内战争时期和列宁逝世期间入党的党员，大批走上中层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成为基层组织的骨干。这样，干部的中层和基层都是一大批新人，他们或者多是被国内战争时期的“阶级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或者是由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的工人组成，加上受到2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造成所谓工人阶级“农民化”现象的影响，从整体来说，干部队伍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都相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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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66 在这样的干部队伍面前，面临着处理传统与现代化，整合新旧价值观这样难度巨大的复杂问题，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力所难及的；加上20年代党内连续不断的争论和斗争剑拔弩张，缺乏应有的同志式的协商气氛，这样，就失去了有效正确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可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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