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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的辩护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护，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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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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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3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 · 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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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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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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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许多人并不太看重“总书记”这一职务，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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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23］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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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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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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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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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过不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25］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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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赋予斯大林以无可比拟的“无限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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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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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一些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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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一直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属于他的地盘，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得到红军的广泛支持。也因为如此，斯大林一直惦记着要削去他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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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另一个巨头是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同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后来的列宁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彼得格勒是他的根据地，1925年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就是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正是因为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他得以在俄共十四大上作反对斯大林的副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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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他又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莫斯科是他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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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当时的党政军首脑中，上述三人除了全国性、全党性的职位，都还有一块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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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情况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后，他在政府中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都算不上重要部门。然而在党内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从1922年4月起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中央同时身兼三职，这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这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要想有可靠的据点，尚待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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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被叫做“在册权贵”，这是官僚制度的具体化，他们在日后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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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暂时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组织工作，较少出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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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歪曲的列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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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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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和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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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还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写道：“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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