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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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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过不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25］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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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赋予斯大林以无可比拟的“无限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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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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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一些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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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一直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属于他的地盘，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得到红军的广泛支持。也因为如此，斯大林一直惦记着要削去他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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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另一个巨头是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同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后来的列宁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彼得格勒是他的根据地，1925年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就是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正是因为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他得以在俄共十四大上作反对斯大林的副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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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他又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莫斯科是他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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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当时的党政军首脑中，上述三人除了全国性、全党性的职位，都还有一块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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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情况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后，他在政府中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都算不上重要部门。然而在党内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从1922年4月起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中央同时身兼三职，这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这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要想有可靠的据点，尚待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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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被叫做“在册权贵”，这是官僚制度的具体化，他们在日后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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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暂时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组织工作，较少出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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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歪曲的列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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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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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和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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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还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写道：“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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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些信是严格保密的，也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是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信的内容。他接过列宁的建议，1923年4月在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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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40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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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不提列宁的方案和思路。增加人数，这是他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取来的，但是他的方案与列宁的思路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主张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委员，而斯大林建议从地方干部中选拔，而这正是列宁要避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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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人中，斯大林［29］和托洛茨基年龄最大，生于187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而布哈林生于1888年，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他们的年龄在32至43岁之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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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 · 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列宁讲了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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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斯大林老化之说完全是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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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论他们的动机，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此前，斯大林建议二月中央全会靠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动机不纯，是企图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所以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作为指令机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遭到否决，而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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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40人，选出候补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50人，候补委员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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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2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0名来自省或中央的工作人员，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3人接近季诺维也夫，2人为中央工作人员，其余12人都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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