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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为50人，加10名候补委员，大致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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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来到十二大致敬的代表团，最后都高呼“万岁”：通常都喊“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除列宁外，喊托洛茨基万岁共12次，喊季诺维也夫6次，喊加米涅夫3次，而喊斯大林的仅1次！就代表大会鼓掌的次数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这种状况是斯大林所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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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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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在首都莫斯科，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胜。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们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持托洛茨基。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只有斯大林是悬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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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призыв是征收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призыв这个词。所以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一词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完全是按照搞运动的大轰大嗡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产队（突击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25万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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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4年5月底，俄共原有党员472000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25万名，一下子变成72万名左右，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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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做“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指出，“本应把列宁看作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作宗教领袖看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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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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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作结论说：“所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正确的。经验证明，扩大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好处，坚持缩小中央委员会‘原则’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的道路上。”［3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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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约 ·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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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护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是后来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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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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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工厂的工人倒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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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名党员列宁还嫌多，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名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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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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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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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这样评论以列宁名义征收党员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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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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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内斗争打倒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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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底1922年初起，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这时候开始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首先采取措施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于年中结成“三驾马车”，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他们采取的一些决策频频出现错误，如中止外贸垄断，在成立苏联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压制打击反对自治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等等。他们的这些做法受到列宁的批评，病中的列宁为此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出面维护他（列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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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本来就把托洛茨基看成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倚重，更加剧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敌视。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那时根本不把“平庸”的斯大林看在眼里，以为只要打倒托洛茨基，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列宁成为最高领导人。在1923年秋“新方针”的争论中，1924年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争论中，他们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给他戴上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帽子，并从组织上解除托洛茨基的军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们明显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就在他们联合的“蜜月”期间，斯大林就不断地展示其独立专权的霸道作风。1923年夏多数政治局委员到南方基斯洛沃茨克休假，只有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留守莫斯科。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单独决定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不征求在南方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不满，他写道：“各种各样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并非末等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要么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斗争时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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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为了抑制斯大林的独断专行，7—8月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政治局委员们拟定了一个改革领导机关的方案，撤销组织局和改组中央书记处。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工作，让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进入书记处。7月29日季诺维也夫等把方案通知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建议，于8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认为这无非是要或者马上撤换书记，或者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他表示自己“并不看重地位”，同意撤换书记，但反对实行政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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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不撤销组织局，而在该局的成员中加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1923年9月25日，中央全会选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组织局委员，选举布哈林和科罗特科夫为组织局候补委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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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斯大林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回过头来清算了基斯洛沃茨克这笔账。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认为，新反对派（未提布哈林）的政纲“就是要改组书记处。使他们完全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书记处问题”。斯大林回顾了问题的历史：“1923年，在第12次代表大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41］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我对从基斯洛沃茨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绝不声张，也不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争论，也不要求保障少数的权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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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含糊地提到列宁的“遗嘱”，说“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斯大林于8月7日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说“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就不怕什么信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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