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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带动了经济落后地区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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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必须有大量资源作保证。苏联东部地区（西伯利亚与远东）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这就要求加速东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1940年该地区的生铁产量为425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8.5%，钢678.1万吨，占全苏产量的37%，生产轧材479.2万吨，占全苏产量的36.8%，铁矿砂857.5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8.7%，炼焦516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4.5%。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仅次于南部地区，居全苏第二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亦高于全苏的工业增长速度。在1940年全苏整个工业的总产量比1913年增长11倍的情况下，而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分别增长13倍和28倍。经济落后的哈萨克共和国增长19倍，格鲁吉亚共和国25倍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52倍，塔吉克斯坦272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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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军事实力加强，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创造了物质条件大力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是斯大林一直坚持的战略思想。所以可以说，苏联工业化过程，也是大力加强国防实力的过程。在工业化期间，苏联军事工业的核心由一些“骨干”的军工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在1928年为46家，到1938年增加到200家。100%的航空工业、80%的造船工业、5%—10%的机器制造业、仪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基础部门属于“骨干”军工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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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工生产能力发展十分迅速，工业化时期军工产品大幅度增长（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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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30—1938年苏联军工产品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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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苏） A · H · 拉戈夫斯基：《列宁论对国防的经济支援》，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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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共生产了2700架新型飞机，4300辆坦克，其中50%是新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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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发展的军事工业，是战胜德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要指出的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并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由于德国发动突然袭击，斯大林又没有防御的准备，因此，苏联大量领土很快被德军占领。这样，使苏联遭受到重大损失。以下事实可说明这一点：1940年苏联钢的产量为1830万吨，其中南部地区钢产量占1/2以上。战争初期南部冶金工业地区和部分中部冶金工业地区被德军占领，这意味着在战争中苏联不是以1830万吨钢同德国作战，而是以800万吨钢抗击德军进攻。在头三个星期里，红军损失约85万人，3500架飞机，一半坦克，整个1941年下半年红军损失500万人，是战前红军总数的9/10以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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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工业化的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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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苏联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方与学术界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持简单的完全肯定的观点已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绩也明确指出其存在的严重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战前斯大林工业化过程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包藏着深刻的矛盾与积累着大量尖锐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其下台后发表的论著中，改变了过去对斯大林工业化的看法，他说，过去苏联往往用“增强国家的必要性为苏联采用的方法辩护。（指斯大林工业化方法——笔者注）”。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这样，我们就会挨打。但是有谁说过，采用别的办法，就不可能使国家发展起来呢？”［25］苏联学者卡普斯京指出：“从历史上看，不惜任何代价的超工业化策略是否站得住脚呢？是否还有别的、非斯大林的实现工业化选择？选择是有的，存在过！”接着他说，这种选择就是列宁提出的使国民相互配合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而这一政策被1929年秋天斯大林突然提出的“大转变”而停止了，转向“迅速向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26］在改革大潮席卷中国大地的大前提下，在解放思想、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不断深化的条件下，“我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运动。通过10多年的艰辛努力，我国学者就斯大林时期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与过去相比，科研水平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讲都有了极大提高，如果说人们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也是毫不过分的。”［27］不少学者对斯大林工业化的评价与以前相比，要贴近实际得多与深刻得多。如有些学者指出：“把斯大林进行的国家工业化放到历史的长河考察，只能恰如其分地给予肯定，如实承认这不过是一个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的阶段。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中，伴随着成就，既包含着违反客观规律的理论错误，也包含着严重的实践错误，如果把一时取得的成就夸大为多么正确的理论，多么伟大的功绩，那就极为片面了。至于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吹嘘他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多少新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等等，那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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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4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一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唯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29］应该说，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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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工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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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贡税”榨取农民的政策，导致农业破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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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工业化时期，一方面坚持从重工业开始，实行高积累；另一方面坚持高速度。实行这两项政策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而当时主要通过“贡税”的途径，从农民那里获取大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人所共知，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在此情况下，农业很难承担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斯大林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认为出路是快速搞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农业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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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斯大林在1928年工业化开始前，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总体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强调要“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30］但从1928年开始工业化后，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与采取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起因是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在1928年以前，国家粮食收购量已有多次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如1924年收购量为524万吨，这比1923年的652万吨减少128万吨。截至1927年1月，国家收购的粮食为4.28亿普特，这与1926年同期6.3亿普特相比减少了2.02亿普特。但到了1928年1月，粮食收购的情况进一步急剧下降，减少到了3亿普特，使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围绕粮食收购危机在党内领导层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的看法是，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实行的压低粮食收购价格所致，是人为地扩大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结果。而另一派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阶级敌人主要是农村富农的破坏与捣乱的结果，因此，主张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手中夺取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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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初，布哈林就粮食问题给斯大林写信说：“苏联的国内形势很严峻，而党没有整体计划，只是凭经验办事！国内粮食普遍欠缺，而问题根本不在富农的‘猖獗’。我们不能一下子向集体农庄提供足够的资本和机器，因此不能不考虑必须发展个体经济的问题。不能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得紧张。”［31］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指出：成功地推行工业化政策的关键在于靠农村来进行内部积累。他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促使工业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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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斯大林1929年决定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控制粮食，向农民征收“贡税”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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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时期，斯大林为了榨取农民，一方面是对农庄不断增加农畜产品的征购量，另一方面是不断压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如果说，1932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占其收获量的1/4多一些，那么1933—1934年是1/3之强，1935年几乎达到40%, ［32］集体农庄通过义务交售和上交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还分别占其粮食收获量的31%与34%。之后，再留下种子与庄员的口粮，农庄与农民能拿到市场上进行贸易的粮食就只占其收获量的4%—5%。斯大林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用高征购的办法使国家控制更多粮食，这样，悲剧就一幕一幕地出现了。因未完成交粮任务的农庄领导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枪毙。在库班地区，甚至将16个未完成交粮任务的村镇迁徙到极北地带。由于高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上交了。农村严重缺粮，造成了大量农民死亡。据有关材料，1931—1933年，饿死的农民达300万—500万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确实是独特的原始积累方式。当我们说到它在推进苏联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换中的作用时，应当补充说一句，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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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畜产品价格制度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为实现斯大林的“贡税”政策服务的。在工业化时期，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所需资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价格不仅形成了，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得多的情况长期没有得到改变。只要举出下面的材料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为了能买一辆“吉斯—5”型汽车，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需要卖给国家99吨小麦，在1948年就必须卖出124吨小麦，而到了1949年就要卖出238吨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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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榨取农民的政策，不顾客观条件过急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对农业造成了极大破坏。以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如以1928年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为1913年的65%。1933—1940年粮食年均产量为45.63亿普特，而1913年为47.7亿普特。到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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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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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我们在前面已提到，到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尚未达到1913年沙皇俄国的水平。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是“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33］“农村过着贫穷的生活”。［34］当时不少苏联学者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35］这迫使赫鲁晓夫一上台首先抓农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头几年农业有所好转，但在1960—1963年这4年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到1964年畜产品严重缺乏，1963年连面包供应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不得不亲自首先抓农业，并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但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36］后来，苏联连年需要进口粮食3000万吨。农业落后状态难以扭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没有改变，如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不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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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长期落后也制约了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发展。在苏联，食品工业80%以上、轻工业2/3以上的原料来自农业，拿轻工业中的纺织业来说，苏联甲类工业为它提供的化纤只能满足它们需要的1/4，其他3/4要靠农业原料。轻工业、食品工业的严重落后，使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花大量外汇进口食品与食品原料，这项费用要占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成了苏联仅次于机器设备进口的第二项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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