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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扩充军备发生矛盾时，在苏联最终总是“大炮”战胜“黄油”。据有关材料，如1928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00, 1932—1933年为53，1936年为60。1928—1938年间，农民人均收入降低约20%。［37］居民的住房条件未得到改善。1913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1928年降至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40年为4.5平方米。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而居民住房建设计划常常完不成。“一五”计划规定建造住房6250万平方米，而实际建造2350万平方米，“二五”计划规定建造7250万平方米，结果只建造了268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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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紧张，排长队、抢购，一直是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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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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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保证重工业高速发展主要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这种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其结果必然是资源浪费大而经济效益低。在1929—1940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4%，国民收入为14.6%，而基建投资为17.9%，后者比前两者分别高出4.5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即分别高33.6%和22.6%。［38］1918—1940年苏联国民经济投资额为617亿卢布，投入工业部门的为215亿卢布，占34.9%，农业为70亿卢布，占11.3%。对工业大量投资，又必然提高积累率。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一般在26%—29%之间，1931年高达国民收入的1/3。［39］从就业人数来看，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职工增加最快，从1922年的19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1308万人，增加了5.9倍，而同期，整个国民经济中职工增加了4.4倍。［40］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虽然使工业高速发展，但经济效益一直低下。工业化时期虽有大量企业投产，但经济效益长期上不来，从1928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后，到1935年才有第一家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成为赢利企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到战后的1950年不到美国的30%，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指标为55%。至于农业劳动生产力长期停留在20%—25%这个水平上。苏联在物质生产部门手工劳动占的比重很大，直到80年代中期，从事手工劳动的还有5000万人，在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为一半以上，农业为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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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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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工业化开始后，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靠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另一方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结果是使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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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吸取苏联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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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工业化模式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毛泽东较早发现了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和产生了严重问题，［42］又提出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间的相互关系的见解。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对斯大林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而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提出批评。1956年周恩来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几个方针性问题时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总之，中国应实行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43］的工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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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中国今后在如何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方针，这需要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而苏联工业化模式也可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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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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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其最突出的问题牺牲农业去高速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濒临破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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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都与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有关，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通过行政手段及至强制与暴力的办法搞农业集体化，以便达到牢牢控制农业的目的；二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掠夺的办法，把农业创造的收入纳入国家预算。1935—1937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50%—60%来自农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未能解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它要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左右。这项投资占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35%，而国家通过再分配把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80%集中到国家财政。这说明农业仍是提供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在上述情况下，农民不可能有积极性，“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造成现在的困境。”［44］但是，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跳出斯大林工业化的框框。他为了加速工业发展，就搞群众运动的“大炼钢铁”，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结果是农民大量饿坏、饿死。“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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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对“三农”问题的严重错误，中国今后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以下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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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大大加强了，如实行农业税减免，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疑，这些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村人口近8亿，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顺利，2020年农村人口仍有6亿左右，“三农”问题仍是个大问题。再说，全国农村有近2000万人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会影响工业化的进程，也将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解决“三农”问题，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工业化才能更快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有很多深刻的分析，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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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中国的农业还是个弱势的产业，农业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又面临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是国家应该给予大量补贴的部门，让农业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的进展中分享到好处，绝不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且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特别是要使乡镇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这既可以使它与整个工业化融合为一体，并且还可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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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国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行政的手段去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去不断地折腾生产关系。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要由广大农民创造。要牢记马克思的话：“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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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轻重必须平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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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再强调的是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这不仅牺牲农业，同时，也放慢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斯大林看来，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他还断言，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轻工业开始的。实际上，从欧美五个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来看，共同特点是都以纺织工业、冶金业为先导，其他重工业各部门紧随其后，轻重工业相互依存，互相补充，互相推进。［48］由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严重落后，缺乏竞争力，在苏联解体后实行开放政策后，这两部门一下子被冲垮，需要重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食品与食品原料50%左右要靠进口，就是到20世纪末，食品进口仍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1/4。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是制约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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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长期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理论根据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苏联对此存在片面化与绝对的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马克思作为扩大再生产原理提出的，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出发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任何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与再生产的其他因素相互协调与平衡。列宁指出：“社会产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Ⅱ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50］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是十分明确的，即它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51］这些说明，那种不为扩大消费资料生产而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就会失去社会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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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时指出：“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52］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分析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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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强调：“我们要努力实现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也是在中国今后工业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应从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讲，应该明确，工业化也好，发展整个经济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搞工业化、现代化要以人为本，即要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发展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然造成市场紧张，人民的消费得不到满足，乃至像苏联后期那样，出现严重的消费品供应危机。其次，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的需求将大大扩大，对生活消费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三，我国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发展，应提高科技含量，多生产附加值高、质量高和安全程度高的产品，以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国际市场不被打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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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不能搬用斯大林实行的赶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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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执政后，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以后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实行赶超战略。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总结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另一方面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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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思想，并把赶超美国作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标志，提出：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经济高速增长要为在军事上赶超美国提供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过“加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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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力图尽快在经济上赶上乃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亦应该通过努力加速经济的发展，争取早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而苏联实行这一战略的问题在于：一是脱离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目标，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一种唯意志论的表现。二是苏联的赶超战略重点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不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三是赶超战略的重要目标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是为对外扩张与争霸服务。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理所当然要追求的目标，特别像苏联这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必要的，但如果实行赶超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和扩张与霸权相联系的超级大国，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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