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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国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行政的手段去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去不断地折腾生产关系。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要由广大农民创造。要牢记马克思的话：“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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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轻重必须平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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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再强调的是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这不仅牺牲农业，同时，也放慢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斯大林看来，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他还断言，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轻工业开始的。实际上，从欧美五个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来看，共同特点是都以纺织工业、冶金业为先导，其他重工业各部门紧随其后，轻重工业相互依存，互相补充，互相推进。［48］由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严重落后，缺乏竞争力，在苏联解体后实行开放政策后，这两部门一下子被冲垮，需要重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食品与食品原料50%左右要靠进口，就是到20世纪末，食品进口仍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1/4。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是制约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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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长期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理论根据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苏联对此存在片面化与绝对的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马克思作为扩大再生产原理提出的，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出发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任何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与再生产的其他因素相互协调与平衡。列宁指出：“社会产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Ⅱ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50］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是十分明确的，即它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51］这些说明，那种不为扩大消费资料生产而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就会失去社会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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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时指出：“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52］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分析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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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强调：“我们要努力实现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也是在中国今后工业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应从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讲，应该明确，工业化也好，发展整个经济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搞工业化、现代化要以人为本，即要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发展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然造成市场紧张，人民的消费得不到满足，乃至像苏联后期那样，出现严重的消费品供应危机。其次，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的需求将大大扩大，对生活消费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三，我国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发展，应提高科技含量，多生产附加值高、质量高和安全程度高的产品，以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国际市场不被打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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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不能搬用斯大林实行的赶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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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执政后，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以后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实行赶超战略。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总结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另一方面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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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思想，并把赶超美国作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标志，提出：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经济高速增长要为在军事上赶超美国提供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过“加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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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力图尽快在经济上赶上乃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亦应该通过努力加速经济的发展，争取早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而苏联实行这一战略的问题在于：一是脱离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目标，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一种唯意志论的表现。二是苏联的赶超战略重点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不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三是赶超战略的重要目标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是为对外扩张与争霸服务。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理所当然要追求的目标，特别像苏联这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必要的，但如果实行赶超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和扩张与霸权相联系的超级大国，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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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有深刻教训的。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现在有可能用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54］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主要工业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当时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又将15年变为10年，后来毛泽东又改为7年，再后来降到2年至3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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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时期，应从苏联长期实行的赶超战略吸取的主要教训是：第一，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防止盲目性和唯意志论。第二，绝不能像苏联那样，赶超主要是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为争霸扩张服务。中国在天下还不太平，加上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情况下，适当地增加军费开支，提高国防力量，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是为了防御。中国绝不能参加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中国参与军备竞赛亦必将把经济拖垮，所以，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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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化要走集约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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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用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实现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客观的必要性。但问题是，苏联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以粗放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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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自上个世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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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已感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增长率与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已大大下降，原材料、燃料供需之间开始出现不平衡。在上述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提出向集约化方针过渡。但由于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集约化方针未能得以实现。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型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工业生产日益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76—1980年年均增长率为4.4%，1981—1985年为3.6%，1986—1990年已降为2.5%。到1991年已为负增长2.8%，而这一年GDP负增长13%。十分明显，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导致苏联最后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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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苏联上述教训，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改变落后的粗放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十分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和难循环。这些问题必然导致经济的低效率。目前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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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不改变工业发展的粗放方式，不仅关系到我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问题，而且还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在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方面，要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21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今后“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以落实，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是推动工业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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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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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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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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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全集》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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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斯大林第一种说法，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时期结束了。他在1933年1月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48%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末的70%”（《斯大林全集》第13卷）。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之事时，称这是“一个飞跃”。在他看来，“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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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来斯大林把生铁产量指标提高到1700万吨，钢产量规定为104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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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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