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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工业化时期，一方面坚持从重工业开始，实行高积累；另一方面坚持高速度。实行这两项政策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而当时主要通过“贡税”的途径，从农民那里获取大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人所共知，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在此情况下，农业很难承担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斯大林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认为出路是快速搞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农业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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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斯大林在1928年工业化开始前，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总体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强调要“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30］但从1928年开始工业化后，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与采取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起因是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在1928年以前，国家粮食收购量已有多次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如1924年收购量为524万吨，这比1923年的652万吨减少128万吨。截至1927年1月，国家收购的粮食为4.28亿普特，这与1926年同期6.3亿普特相比减少了2.02亿普特。但到了1928年1月，粮食收购的情况进一步急剧下降，减少到了3亿普特，使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围绕粮食收购危机在党内领导层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的看法是，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实行的压低粮食收购价格所致，是人为地扩大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结果。而另一派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阶级敌人主要是农村富农的破坏与捣乱的结果，因此，主张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手中夺取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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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初，布哈林就粮食问题给斯大林写信说：“苏联的国内形势很严峻，而党没有整体计划，只是凭经验办事！国内粮食普遍欠缺，而问题根本不在富农的‘猖獗’。我们不能一下子向集体农庄提供足够的资本和机器，因此不能不考虑必须发展个体经济的问题。不能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得紧张。”［31］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指出：成功地推行工业化政策的关键在于靠农村来进行内部积累。他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促使工业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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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斯大林1929年决定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控制粮食，向农民征收“贡税”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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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时期，斯大林为了榨取农民，一方面是对农庄不断增加农畜产品的征购量，另一方面是不断压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如果说，1932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占其收获量的1/4多一些，那么1933—1934年是1/3之强，1935年几乎达到40%, ［32］集体农庄通过义务交售和上交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还分别占其粮食收获量的31%与34%。之后，再留下种子与庄员的口粮，农庄与农民能拿到市场上进行贸易的粮食就只占其收获量的4%—5%。斯大林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用高征购的办法使国家控制更多粮食，这样，悲剧就一幕一幕地出现了。因未完成交粮任务的农庄领导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枪毙。在库班地区，甚至将16个未完成交粮任务的村镇迁徙到极北地带。由于高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上交了。农村严重缺粮，造成了大量农民死亡。据有关材料，1931—1933年，饿死的农民达300万—500万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确实是独特的原始积累方式。当我们说到它在推进苏联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换中的作用时，应当补充说一句，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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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畜产品价格制度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为实现斯大林的“贡税”政策服务的。在工业化时期，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所需资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价格不仅形成了，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得多的情况长期没有得到改变。只要举出下面的材料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为了能买一辆“吉斯—5”型汽车，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需要卖给国家99吨小麦，在1948年就必须卖出124吨小麦，而到了1949年就要卖出238吨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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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榨取农民的政策，不顾客观条件过急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对农业造成了极大破坏。以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如以1928年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为1913年的65%。1933—1940年粮食年均产量为45.63亿普特，而1913年为47.7亿普特。到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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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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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我们在前面已提到，到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尚未达到1913年沙皇俄国的水平。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是“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33］“农村过着贫穷的生活”。［34］当时不少苏联学者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35］这迫使赫鲁晓夫一上台首先抓农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头几年农业有所好转，但在1960—1963年这4年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到1964年畜产品严重缺乏，1963年连面包供应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不得不亲自首先抓农业，并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但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36］后来，苏联连年需要进口粮食3000万吨。农业落后状态难以扭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没有改变，如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不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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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长期落后也制约了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发展。在苏联，食品工业80%以上、轻工业2/3以上的原料来自农业，拿轻工业中的纺织业来说，苏联甲类工业为它提供的化纤只能满足它们需要的1/4，其他3/4要靠农业原料。轻工业、食品工业的严重落后，使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花大量外汇进口食品与食品原料，这项费用要占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成了苏联仅次于机器设备进口的第二项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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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扩充军备发生矛盾时，在苏联最终总是“大炮”战胜“黄油”。据有关材料，如1928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00, 1932—1933年为53，1936年为60。1928—1938年间，农民人均收入降低约20%。［37］居民的住房条件未得到改善。1913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1928年降至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40年为4.5平方米。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而居民住房建设计划常常完不成。“一五”计划规定建造住房6250万平方米，而实际建造2350万平方米，“二五”计划规定建造7250万平方米，结果只建造了268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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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紧张，排长队、抢购，一直是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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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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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保证重工业高速发展主要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这种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其结果必然是资源浪费大而经济效益低。在1929—1940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4%，国民收入为14.6%，而基建投资为17.9%，后者比前两者分别高出4.5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即分别高33.6%和22.6%。［38］1918—1940年苏联国民经济投资额为617亿卢布，投入工业部门的为215亿卢布，占34.9%，农业为70亿卢布，占11.3%。对工业大量投资，又必然提高积累率。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一般在26%—29%之间，1931年高达国民收入的1/3。［39］从就业人数来看，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职工增加最快，从1922年的19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1308万人，增加了5.9倍，而同期，整个国民经济中职工增加了4.4倍。［40］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虽然使工业高速发展，但经济效益一直低下。工业化时期虽有大量企业投产，但经济效益长期上不来，从1928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后，到1935年才有第一家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成为赢利企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到战后的1950年不到美国的30%，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指标为55%。至于农业劳动生产力长期停留在20%—25%这个水平上。苏联在物质生产部门手工劳动占的比重很大，直到80年代中期，从事手工劳动的还有5000万人，在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为一半以上，农业为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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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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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工业化开始后，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靠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另一方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结果是使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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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吸取苏联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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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工业化模式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毛泽东较早发现了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和产生了严重问题，［42］又提出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间的相互关系的见解。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对斯大林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而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提出批评。1956年周恩来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几个方针性问题时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总之，中国应实行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43］的工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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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中国今后在如何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方针，这需要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而苏联工业化模式也可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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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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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其最突出的问题牺牲农业去高速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濒临破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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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都与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有关，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通过行政手段及至强制与暴力的办法搞农业集体化，以便达到牢牢控制农业的目的；二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掠夺的办法，把农业创造的收入纳入国家预算。1935—1937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50%—60%来自农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未能解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它要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左右。这项投资占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35%，而国家通过再分配把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80%集中到国家财政。这说明农业仍是提供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在上述情况下，农民不可能有积极性，“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造成现在的困境。”［44］但是，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跳出斯大林工业化的框框。他为了加速工业发展，就搞群众运动的“大炼钢铁”，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结果是农民大量饿坏、饿死。“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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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对“三农”问题的严重错误，中国今后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以下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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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大大加强了，如实行农业税减免，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疑，这些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村人口近8亿，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顺利，2020年农村人口仍有6亿左右，“三农”问题仍是个大问题。再说，全国农村有近2000万人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会影响工业化的进程，也将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解决“三农”问题，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工业化才能更快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有很多深刻的分析，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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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中国的农业还是个弱势的产业，农业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又面临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是国家应该给予大量补贴的部门，让农业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的进展中分享到好处，绝不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且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特别是要使乡镇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这既可以使它与整个工业化融合为一体，并且还可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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