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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富农的处境有所改善，富农的数量有所增长，但具体数字很难确定，因为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各不相同的标准，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各种标准只重视体力劳动，没有把生产组织工作视为劳动内容，有的甚至把阶级划分的社会标准简单归为财产多少。这样就无法把勤劳致富的中农同富农严格区分开来。一些善于经营的中农，即“富裕农民”、“殷实农民”往往被等同于富农。由于标准不一，所以富农的数量也就说法不一。拉林在1927年提出，农村中长期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户为45万，占农户总数的2%。而弗鲁姆金特别委员会的估计是7.9%。“托季联盟”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富农人数已占到农村居民的15%—20%，而莫洛托夫认为富农仅占农户总数的3.7%。1928—1929年即消灭富农前夕，斯大林断言富农占农户总数的5%。苏联学者达尼洛夫认为，1927年的全苏人口调查数字比较可靠，即全国有富农89.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1928年实行非常措施后，富农户数减少，到1929年秋只剩下60万—7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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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未经党中央和政治局讨论就在学术性的专家会议上宣布根本改变对富农的政策，说“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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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即1930年1月5日，党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的办法》的决议，追认了斯大林提出的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1月26日，以莫洛托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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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分为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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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规定了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的措施。决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其余富农活跃分子则“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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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确定了强制迁移首批富农户的具体步骤。要求“在最近4个月内（2—5月）对第一类和第二类富农采取镇压措施”，“遣送6万人去集中营并迁移15万富农去遥远的地区。”决议详细规定了各州去集中营和应驱逐的人数和去向。被驱逐者在移居地区组成居民区，由指定的管理员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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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的财产予以没收，“只给他们留下最必要的家庭日用品，根据他们在新的地方的劳动性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的必须的起码的粮食储备。被驱逐的富农的钱款也要没收，但是要给每个富农手中留有用于路费和当地安家的必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每户为5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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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制定了没收富农户财产的原则以及对被没收财产的处理办法。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富农的生活用建筑物用于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公共的需要或者用于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住房的雇农的集体宿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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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对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发布指令，为加强镇压，要求扩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编制，增加其开支预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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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决议出台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了具体实施中央决议的重要机关。1930年2月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雅戈达下发了《第4421号命令》（秘密文件），［22］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部门在消灭富农过程中的任务做了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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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规定对积极活动的第一类富农分子进行打击，并事先规定了各地区这类富农的数字，例如乌克兰为15000人，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为6000—8000人，等等。对这些被捕者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处组建的三人小组快速审判。大部分关进集中营，对最凶恶的富农分子则判刑直至处死。命令对各地区迁徙富农及其家庭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同时确定了接纳富农移民的地区及接纳人数，规定了开始迁移行动的预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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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上述行动任务，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自成系统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级代表处，并建立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共（布）委员会和检察机关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应快速审理第一类富农案件，不必按司法程序进行。三人小组直接领导迁移第二类富农的行动。组建“军事后备力量”,“以应付有可能发生麻烦的情况”，在非常情况下，在发生暴动时，准许动用军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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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党和政府完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总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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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阶级的被消灭和特殊移民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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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接到中央关于消灭富农的指令后，立即行动起来。虽然有剥夺富农的规章，但大都形同虚设，地方政权和农民群众受物质利益驱使，不仅剥夺的范围远远超过规定，而且手段粗暴野蛮，有些地方的行动完全变成了对农民的抢劫。一些明令列在剥夺范围之外的红军战士、工人家属、红色游击队员也遭到了剥夺。一些农村干部将没收的物品或据为己有或共同瓜分，他们提出了“拿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口号。一些地方任意增加剥夺指标，使被剥夺的富农户远远超过了3%—5%的比率，有的地方的比率甚至达到了农户总数的37%。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村干部把剥夺行动作为威胁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打击报复结怨者的手段，他们甚至秘密追捕或杀害拒不从命的农民，被人称为“红色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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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报道，“为了剥夺富农，卡德尼科沃（在沃洛格达州）招来了一批由100人组成的准军事化的武装部队，在街上设置了岗哨并封堵了所有的道路。剥夺行动在晚上进行，就像强盗袭掠一样；被剥夺来的财产没有进行任何登记，一抢而空。幼小的牲畜当场被杀掉并送到合作社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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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富农名单的有中学教师、中农、拥有25年工龄的苏宏斯克工厂工人。被剥夺的还有红军家属甚至执行刑事侦查的代理人。在拉邦格斯克村，苏维埃和区执委会全权代表拿波尔内逮捕贫农和中农，并开枪进行威胁。宣传员罗曼申抢夺了鸡蛋、蜂蜜和其他产品并在几个‘头儿们’中间进行了瓜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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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给斯大林的关于西伯利亚消灭富农工作情况通报中说，“我们……从富农那里拿走的不仅有牲畜、肉类、农具，而且有种子、粮食和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只是母亲生他们时他们所拥有的”。［25］据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宣称，到1931年中，集体农庄从富农那里剥夺到的财产达4亿卢布，占农庄固定资金的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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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被剥夺后，立即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人员押送他们到远离交通干线、经济落后、荒凉闭塞的边远地区。整个迁移工作由于缺乏准备，混乱不堪。大量迁移富农被滞留在各中转站等候发落，有不少病弱人员在迁移路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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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被押解到目的地后，安置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多数移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恶劣；衣物不够，难以御寒；医疗保健工作严重滞后，各种传染病开始蔓延，儿童死亡率不断增高。出现逃跑现象，骚乱暴动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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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以后，各地政权组织普遍开展了“纠偏”工作，开始放慢迁徙速度并注意移民的安置工作。但到1931年春，又开始新一轮消灭富农运动。3月20日，党中央通过了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耶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富农》的决议，决定继续强制迁徙富农215000户。党中央还决定，特殊移民安置地尽量集中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管理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负责，特殊移民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广泛用于林木采伐、矿产开发和农业种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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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在全苏范围内到1930年底，共有约40万户富农被剥夺。另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27］他们变卖家产，逃往城市或各工业中心。［28］1931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剥夺20万户富农，这样在1930—1931年共剥夺的富农户约60万左右（更为精确的数字为56.93万富农户［29］），共计1158986人［30］，加上“自我消灭”的富农户就达到了80万户。在这期间被执行强制迁移的富农有381086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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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后继续迁徙富农，但由于政府加强了新闻管制，不再公布特殊移民情况，具体数字很难确定。有的学者认为，1931年下半年到1933年约迁徙了80万户富农。［32］除去前期未能按计划迁徙的20万滞留户，大概又迁徙了60万户。这样，在全盘农业集体化时期，总共大约迁徙了100万户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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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富农阶级已被粉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被根除”，“‘谁战胜谁’这一基本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社会主义战胜了城乡资本主义成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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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到底消灭了多少富农，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1929—1933年间，被逮捕关进集中营的第一类富农共有519600人。［34］被迁徙的第二类富农约100万户。至于第三类富农，大都被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管理轨道。据估计，到1930年夏，分布在各州和各区的第三类富农只有26万户。［35］另外，还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总之，在1929年底到1933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大约有140万—150万户富农被消灭，如果按每一农户5—6人计算，共有700万—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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