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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决议出台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了具体实施中央决议的重要机关。1930年2月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雅戈达下发了《第4421号命令》（秘密文件），［22］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部门在消灭富农过程中的任务做了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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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规定对积极活动的第一类富农分子进行打击，并事先规定了各地区这类富农的数字，例如乌克兰为15000人，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为6000—8000人，等等。对这些被捕者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处组建的三人小组快速审判。大部分关进集中营，对最凶恶的富农分子则判刑直至处死。命令对各地区迁徙富农及其家庭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同时确定了接纳富农移民的地区及接纳人数，规定了开始迁移行动的预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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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上述行动任务，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自成系统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级代表处，并建立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共（布）委员会和检察机关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应快速审理第一类富农案件，不必按司法程序进行。三人小组直接领导迁移第二类富农的行动。组建“军事后备力量”,“以应付有可能发生麻烦的情况”，在非常情况下，在发生暴动时，准许动用军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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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党和政府完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总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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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阶级的被消灭和特殊移民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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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接到中央关于消灭富农的指令后，立即行动起来。虽然有剥夺富农的规章，但大都形同虚设，地方政权和农民群众受物质利益驱使，不仅剥夺的范围远远超过规定，而且手段粗暴野蛮，有些地方的行动完全变成了对农民的抢劫。一些明令列在剥夺范围之外的红军战士、工人家属、红色游击队员也遭到了剥夺。一些农村干部将没收的物品或据为己有或共同瓜分，他们提出了“拿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口号。一些地方任意增加剥夺指标，使被剥夺的富农户远远超过了3%—5%的比率，有的地方的比率甚至达到了农户总数的37%。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村干部把剥夺行动作为威胁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打击报复结怨者的手段，他们甚至秘密追捕或杀害拒不从命的农民，被人称为“红色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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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报道，“为了剥夺富农，卡德尼科沃（在沃洛格达州）招来了一批由100人组成的准军事化的武装部队，在街上设置了岗哨并封堵了所有的道路。剥夺行动在晚上进行，就像强盗袭掠一样；被剥夺来的财产没有进行任何登记，一抢而空。幼小的牲畜当场被杀掉并送到合作社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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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富农名单的有中学教师、中农、拥有25年工龄的苏宏斯克工厂工人。被剥夺的还有红军家属甚至执行刑事侦查的代理人。在拉邦格斯克村，苏维埃和区执委会全权代表拿波尔内逮捕贫农和中农，并开枪进行威胁。宣传员罗曼申抢夺了鸡蛋、蜂蜜和其他产品并在几个‘头儿们’中间进行了瓜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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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给斯大林的关于西伯利亚消灭富农工作情况通报中说，“我们……从富农那里拿走的不仅有牲畜、肉类、农具，而且有种子、粮食和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只是母亲生他们时他们所拥有的”。［25］据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宣称，到1931年中，集体农庄从富农那里剥夺到的财产达4亿卢布，占农庄固定资金的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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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被剥夺后，立即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人员押送他们到远离交通干线、经济落后、荒凉闭塞的边远地区。整个迁移工作由于缺乏准备，混乱不堪。大量迁移富农被滞留在各中转站等候发落，有不少病弱人员在迁移路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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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被押解到目的地后，安置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多数移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恶劣；衣物不够，难以御寒；医疗保健工作严重滞后，各种传染病开始蔓延，儿童死亡率不断增高。出现逃跑现象，骚乱暴动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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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以后，各地政权组织普遍开展了“纠偏”工作，开始放慢迁徙速度并注意移民的安置工作。但到1931年春，又开始新一轮消灭富农运动。3月20日，党中央通过了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耶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富农》的决议，决定继续强制迁徙富农215000户。党中央还决定，特殊移民安置地尽量集中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管理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负责，特殊移民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广泛用于林木采伐、矿产开发和农业种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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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在全苏范围内到1930年底，共有约40万户富农被剥夺。另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27］他们变卖家产，逃往城市或各工业中心。［28］1931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剥夺20万户富农，这样在1930—1931年共剥夺的富农户约60万左右（更为精确的数字为56.93万富农户［29］），共计1158986人［30］，加上“自我消灭”的富农户就达到了80万户。在这期间被执行强制迁移的富农有381086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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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后继续迁徙富农，但由于政府加强了新闻管制，不再公布特殊移民情况，具体数字很难确定。有的学者认为，1931年下半年到1933年约迁徙了80万户富农。［32］除去前期未能按计划迁徙的20万滞留户，大概又迁徙了60万户。这样，在全盘农业集体化时期，总共大约迁徙了100万户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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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富农阶级已被粉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被根除”，“‘谁战胜谁’这一基本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社会主义战胜了城乡资本主义成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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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到底消灭了多少富农，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1929—1933年间，被逮捕关进集中营的第一类富农共有519600人。［34］被迁徙的第二类富农约100万户。至于第三类富农，大都被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管理轨道。据估计，到1930年夏，分布在各州和各区的第三类富农只有26万户。［35］另外，还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总之，在1929年底到1933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大约有140万—150万户富农被消灭，如果按每一农户5—6人计算，共有700万—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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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农的斗争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消灭农村“剥削阶级”就谈不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值得提出的是，它是促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推进集体化运动的最有力的杠杆。没收富农财产并流放其全家的政策，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民参加因占有富农的农具财产而比一般农户富裕的集体农庄，并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愿望和提供向富人报复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可以威胁那些不愿参加农庄的农民，警告他们不要因抵制运动而落入同富农一样的悲惨命运。这种一打一拉政策对完成全盘集体化运动起到了某种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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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始后一个月就不顾客观条件不成熟和各级干部思想准备不足，毅然决定立即消灭富农，并且采取最严厉的行政暴力手段实施。进而，借助消灭富农的声势全面消灭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民，消灭私有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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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集体化的实现和个体私有农民的被改造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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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党中央决定再次推进集体化运动。9月24日，给各区委、州委和共和国中央发出一封《论集体化》的信件，谴责众多党组织对集体化事业的消极态度，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民中积极开展工作，“以使集体农庄运动达到新的强有力的高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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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的督促下，各级党政机关要求那些退出农庄的农民重返集体组织。1930年12月17—21日，党中央全会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重新审定了各地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日期，规定“在1931年使乌克兰（草原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伏尔加河东岸）等地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不少于80%”，这就是说将年初规定的第一类地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日期推迟一年。中央全会的决议还规定，在1931年“在其他产粮区——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带）、哈萨克斯坦（产粮区） ——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集体化。在产粮消费区，保证使20%—25%的农户集体化。在产棉区和甜菜区，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保证1931年在全苏各农业部门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实行集体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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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苏联第十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决议提出，在1931年可以对一半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而在基本产粮区可以对90%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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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的实际进程比党和政府预计的还要快。在3、4、5月份，每月都有150多万农户加入农庄。到6月初，共组建了21.1万个集体农庄，包含有1303万农户。全苏集体化程度达到52.7%，［39］超过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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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1932年2月，集体化运动再次陷入低潮，有16万户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但在上级督促下，夏天又重新掀起高潮。到1932年底，全苏共建立21.11万个集体农庄，有1490万农户参加，占农户总数的6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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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41］这以后，政府又用几年的时间把剩下的个体农户吸收进集体农庄。1933年7月1日，集体化的比率为65.6%，1934年7月1日为71.4%，1935年7月1日为83.2%，1936年7月1日为90.5%。到1937年，全苏共建立集体农庄24.37万个，有1850万农户加入，占农户总数的93%，其播种面积占全苏的99.1%。［42］尚未加入农庄的只是山区或边远地区的一些零散农户。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民作为阶级，在富农之后也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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